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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税收再创纪录之后

2017-10-02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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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胡舒立/文 《财经》杂志
          既然税收形势乐观,则加速财税领域的相关改革更不应迟疑
  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还是应当承认,2006年中国税收增长21.9%、创下37636亿元的新纪录,算是1个好消息。因为1年毕竟已经过去,税收已经发生,而今天正是通往未来的起点。与其为当前税收超GDP增长正常与否、税负是否过重争得面红耳赤,莫如认真思考在新起点上能做些什么:既然税收形势乐观,则加速财税领域的相关改革更不应迟疑。
  相关改革中居首位的是税制改革,关系到税收与GDP的协调与可持续增长。
  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已经落定之后,增值税改革就是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增值税是中国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1半。但中国多年来1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在购进机器设备时缴纳了进项增值税之后,不能从企业销售产品的销项增值税中得以抵扣。这种重复征税不仅加大了企业负担,而且对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形成负激励。因此,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在销售产品后,从所获销项税中抵扣当初购买机器设备的进项税,已经是势在必然。
  然而,增值税改革自2004年在东北8大行业(石油化工,冶金,装备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农产品加工,高科技,军品)试点起步后,至今无法全面推开。2006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关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部署,增值税转型总算即将迈出东北,可能被施用于中部地区若干“老工业城市”。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分区实施更多的是1种“税收优惠”,于税制改革全局积极作用有限。因为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和主体税种,必须在全国统1实施,长期搞差异化只会割裂税收链条,加大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成本,导致市场不公平。这与改革的初衷已经离得太远。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增值税转型举步不前甚至路径偏移,直接原因就是担心税收减少。是项改革在东北试点第1年,税收即减少了40亿元。有分析据此推算,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后,仅8大行业就可能使财政收入减少400亿元。这1测算在专家中虽有争议,却已然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震动,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财政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潜在减收风险。不过,掂量2006年税收总额37636亿元、增收6770亿元的数字,得知中国近些年来税收超GDP1倍左右的增速,应当承认,在当前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改革总有最佳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相当有限,曾被认为是增值税改革成本较低的良机。种种机缘巧合,这1时机已经错过。今天,中国税收已创历史记录,应被看成增值税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强的良机。如果不存幻想,则应当承认这1次亦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如果说税制改革属于收入方向的改革,那么支出方向的改革也已迫在眉睫。在这1指向财政体制的改革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财政体制转型和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亦即钱花在何处与怎么花。很显然,这关系到税收的合理性与使用效率。
  中国从1998年即宣布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但8年来公共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升反降,而政府投资与行政性支出占比双双提高。当前,借财政收入再度大增之机,必须防止各级政府主导型投资升温,避免财政无端为政府和利益团体的经营失误埋单,并进1步加快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这意味着应当尽快归还本应由政府支付的、属于公共支出范畴的经年“欠账”,逐步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周期终难避免,整体财政安排仍应量入为出、居安思危,避免在短期内增加过多刚性支出,为未来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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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支出还必须考虑效率提高,否则税收收入超GDP增长只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中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早已全面启动,如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正是把预算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而进行的制度建设。但近几年国家审计署报告中,预算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现象频频发生,显示出执行者距最基本的合法合规使用财政资金尚有距离。
  2007年开始正式运行的预算科目改革,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型财政”的管理框架。从新科目体系,可以看出政府的每1笔钱从何处来、每1笔支出由哪个部门花、做了什么事以及如何做,社会公众也可以清楚地读懂政府预算。这就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些技术性举措不能等同于制度变革本身。新科目体系的改革带动性如何,社会公众能否真正参与预算过程,还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深度推进。
  税收丰盈,百端待举,最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多1些对税负的质疑正是好事。批评者都是纳税人并会影响更多的纳税主体,他们对财税体制的关注与审视会带来改革的压力,而且会成为改革的原动力。-
   (据2007年01月08日《财经》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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