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个税起征点忽悠民众了

让老百姓花钱最简便的方法是通过加减法的制度建构，调整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结构：用加法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减法减少其实际支出。在刺激内需的大背景下，这两点成了媒体忽悠民众的最大亮点，继所谓的“国家发改委大规模提高居民收入计划”之后，提高个税起征点又成了媒体忽悠民众的热门话题。

炒作的焦点不外乎起征点应该提到多少，什么时候提。在所有权威人士的数字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最吸引眼球，继不久前他提出个税起征点调至8000元以上之后，前天在其博客上又将个别地区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比目前的2000元足足提高了4倍，言曰穷人不纳税。

说实话，我对这种动不动以穷人的意见领袖自居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非常反感，虽然这并不妨碍我对茅老1直给予的尊重。实事求是的说，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民众的收入状况，将起征点1下子提高到8000甚至1万显然是小概率事件。从居民收入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前3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如果个税起征点提高到哪怕5000元以上，意味着绝大部分居民将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对财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妄揣圣意，大概茅老认为在居民支出繁重的情况下，穷人没有再向国家交税的理由，但不知道这是那1个国家的惯例，我不知道别的，起码我知道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真的不轻。茅老在明知道他提出的数字根本没有制度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依然高调“放炮”，对民众的制度期待显然是1种误导。

毫无疑问，个税征收，关乎民生，对个税起征点进行调整，合乎民意，无论从税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还是与CPI本身的互动而言，都应该提上制度建设的日程。我从来不反对调整个税起征点，但也应该看出，个税虽然在中国的税收结构里虽然占的比例不小，主要原因是因为纳税的人的基数大，个税本身在每1个居民的支出中和教育、医疗、养老3座大山相比，显然并不构成民众的重大负担和消费的最大障碍。高调炒作个税起征点，甚至上纲上线以富人逃税等不合法行为来论证穷人不交税的合理性，更是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

对个税起征点的过度炒作，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民众真正负担的关注，以及对个税进行整体调整的探讨。个税调整本身只是刺激内需的政策之1，不宜过度夸大其意义，更不能将居民消费信心的恢复完全寄托在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上面。我们1直强调，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不足的因素既有收入方面的，收入过低，收入增长和GDP以及物价的增长脱钩，更有制度层面的因素，改革中缺乏民生的诸多举措，让民众对未来缺乏好的预期和信心，而房价、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所以，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进行系统的“制度性”减负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而“制度性减负”的关键又在于推进改革，降低民众整个“生存成本”。对中国民众而言，其“生存成本”包含了过度的不合理的制度支出，包括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付的不合理的成本，比如，不合理的收费，亦包括因垄断等原因而支付的不合理的消费，比如，通讯费用、高油价等等，这些属于制度性的不合理支出，必须通过改革，从制度上减负。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1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1减费举措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通过消费的传导机制，直接惠及民众的效果，显然比调整个税起征点有意义。

就个税改革本身而言，炒作起征点更是忽视了对个人所得税法1些结构性不合理制度的关注。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关键并不在起征点，而在于缺乏1个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架构。比如，中国民众1般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支出，应该综合考虑家庭负担，实现由目前的以个人为单位纳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转变。同时，中国民众在住房等领域的支出巨大，应该参照国外的退税制度，对于居民的购房支出及其利息，设置免税或者返税制度。这样的1些制度探讨与完善，比单纯提高起征点更能实现税负合理和提升消费信心指数之义。

就此而言，仅仅在起征点上修修补补，对民众刺激和减负的意义非常有限。事实上，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即使不是从刺激内需而言，对其按照物价指数进行合理调整，亦属制度建设的常规之举，毫无炒作的必要。建议我们的专家还是提1些真正能为民众减负的真知灼见，通过制度的建构，让他们在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面对未来不再担忧，这才是专家应该做的，也是最有炒作意义的。

（东方早报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