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能源安全问题(1)(3)
2013-10-12 01:02
导读：（二）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安全风险多发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在深层次上加剧了全球能源两个矛盾的发展。第一个矛盾是全球能源的有限性和以民族国家
（二）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安全风险多发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还在深层次上加剧了全球能源两个矛盾的发展。第一个矛盾是全球能源的有限性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对能源的争夺，第二个矛盾是能源产品的提供国与享用国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讲，经过各国共同协商，达成对能源分享的协议所获得的全球福利，肯定要大于经过冲突、对抗乃至战争形成的能源分享所获得的全球福利。但是，遗憾的是，并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权威、公正、可操作的分享能源的机制 (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在这方面只起到局部的、不无疑问的作用)，能源安全往往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发生。 第一，能源是国际政治竞争的焦点。回顾国际政治发展历程，可以说，能源一直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竞争的焦点，是国家特别是大国国际政治战略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中，日本不惜与美国为敌，出兵东南亚，目标就在于夺取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明确指出:“如果我不能夺取迈可普或格罗兹尼的石油，我就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夺取石油资源是纳粹德国侵略罗马尼亚、苏联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二战后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围绕着能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情况下，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不次于军事安全，甚至可以说能源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前提条件。布热津斯基曾强调:“拥有世界己查明石油储量56%的波斯湾国家将继续是西方的重大战略利益之所在”，“任何外部势力想控制波斯湾的企图，都被视为是对美国重大利益的攻击。”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则相对上升。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能源的国际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围绕能源展开的斗争更加激烈。冷战后的第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危机和战争—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完全因石油而发。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借口之一是科威特偷采了伊拉克的石油，而其主要目的是攫取科威特丰富的石油资源。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绝不仅仅出于打击侵略者，维护世界和平的道义，正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 第二，能源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能源是产油国与发展中国家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有力工具。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以石油为主体的能源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它们想借此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产油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围绕着石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石油消费国积极筹备组织石油消费国集团，美国还鼓动召开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参加的国际会议。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产油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准备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在阿尔及利亚的倡议下，1974年4月9日，联合国召开了以原料和发展为中心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6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是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对发达国家斗争的胜利，部分地打破了发达国家制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局面，坚定了发展中国家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信心和决心。其次，能源是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特定国家实施制裁的有效方法。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敌对国常常采取限制其能源输入或输出的制裁方法。在二战期间，为反击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美、英、荷等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联合国一也常常把石油当作政治武器，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如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联合国对南非实行了长期的石油禁运；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迅速宣布对伊拉克实行石油禁运，完全禁止伊拉克的石油输出。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禁运是联合国反对伊拉克的侵略并予以制裁的政治手段，而在伊拉克接受联合国有关决议撤出科威特后，仍坚持对伊拉克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就己成为一些大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外交手段。 （三）合作协调获得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特别是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相互依赖进程的发展，国际能源安全的另一种属性，即相互性、共生性与合作性也日益显现出来。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表明，合作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互利的。因此，过去各国解决能源问题时往往采取排它性的作法，现今则趋向对话和合作。 第一，能源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各国能源合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地位正在上升，各种替代能源出现，削弱了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的地位。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的可能性下降。天然气是一种更为清洁的能源，与石油和煤相比，天然气所排放的矿物污染物较少，且天然气的蕴藏量比石油丰富，成为世界各国寻找替代石油的首要能源形式。欧洲地区天然气需求量每年将增加3%，预计到2020年，天然气在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比例将上升至26%——28%。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的国家能源政策也强调要增加天然气的进口比例。据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将上升至45%-50%。 第二，石油生产国组织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有所减弱。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占据国际石油市场份额的80%。由于石油对现代工业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佩克不仅可以单独左右国际石油市场，而且还能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如今，欧佩克仍是世界石油工业最有竞争力的生产者，但其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受到削弱，主要原因有:①欧佩克与西方消费国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西方消费国依赖欧佩克的石油，欧佩克成员国大多是单一的石油经济，国家的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收入，这是限制欧佩克发挥石油威力的最根本原因；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努力促使能源来源多元化，鼓励主要石油公司投资非欧佩克产油国。后者由于技术进步和增加投资，产量从1976年的600万桶/日增加到1995年的2600万桶/日，生产成本则从21美元/桶下降到9.4美元/桶。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崛起分割了欧佩克的市场份额。目前，欧佩克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占有率已减少至40%，几乎不可能单独控制世界市场；③随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欧佩克的成员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经济。这些国家更加重视本国利益，在制定油价和产量政策上意见分歧，履约率存在不确定性。欧佩克成员国内部的矛盾逐渐地削弱了该组织在世界能源政策中的作用。 中东国家显然已经“考虑到世界变化的‘速度’以及全球化的自由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1999年9月28日闭幕的欧佩克首脑会议上，11个成员国首脑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加拉加斯声明》中强调要寻求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 第三，国际能源协调机制为生产国和消费国提供了对话的场所，有利于协调彼此的利益。国际能源协调机制的形式多样，有国家间的组织，如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也有重要的国际会议，如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和世界石油大会等；还有与世界能源贸易和生产投资领域相关的规则，如WTO相关的规定和《国际能源宪章》等等。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仍是国际能源安全的基本行为体，其它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在上升。权力规定利益的强权法则仍体现在国际能源秩序中，但同时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更加明显，无论是能源消费国还是生产国，都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本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寻求彼此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已成为趋势。 二、国际格局中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的煤藏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原煤探明储量占中国能源总储量的52.6%，煤炭是中国的主要消费能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以上，远高于国际24.37%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石油探明储量240亿桶，只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1.20%。在中国已探明的能源总储量中，石油资源仅占3.03%，天然气仅占0.96%. 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石油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率大约在23%-24%之间。 中国的天然气勘探和开发利用均相对落后，目前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为2.5%，远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亚洲平均水平。中国的天然气工业尚处于初期成型阶段，天然气市场严重分割，其消费主要集中于天然气源地，目前正在兴建的连接塔里木盆地与上海的“西气东输工程”是中国准备大幅度利用天然气的标志性工程。 在中国能源资源结构中，煤炭占据了主导地位（52.6%），但其在能源消费中的地位更为突出（66%——68%）。另外，中国油气资源储量和消费量均比较低，对比世界能源消费的潮流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之路，石油、天然气的大幅度进口不可避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能源安全对于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而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性挑战：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的发展受能源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制约。但在不同时期，能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面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体现为能源消费不足，中国能源生产总量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远远大于进口量，这十年中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但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 年能源生产总量只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3年的18100万吨, 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9000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282%和53.6%。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能源消耗迅速加大，而与此同时，国内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增速却相对缓慢，致使国内能源供需缺口日益增大。仅以石油为例，我国的石油消费量已从2004年初的2.66亿吨增加到2005年初的3.08亿吨，增长15.8%。而我国的原油产量却从2004年初的1.69亿吨增加到2005年初的1.74亿吨，仅增长2.9%，供需缺口达1.34亿吨。另据专家预计，到2010年，中国石油年消费量将达到3.4亿吨，产量为1.95亿吨，供需缺口将达1.45亿吨。到2020年，中国石油年消费将达4.84亿吨，而产量仅为1.85亿吨，缺口将达2.99亿吨。这说明，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的统计，2004年我国对外依存度达到48.5%。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10年，我国将每天进口石油400万桶（年进口量约为2亿吨），2020年将进口800万桶/日（年进口约为4亿吨），2030年将进口980万桶/日（年进口量为5亿吨）。届时，我国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上升到61%、76.9%和82%。
中国地质科学院报告估算，到2020年我国将进口石油5亿吨左右，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0%左右。 表2-1 中国天然气中长期供需平衡与对外依存状况 年份 国内需求量（亿吨） 国内产量（亿吨） 供需缺口（亿吨） 对外依存度% 2010 3.4 1.95 1.45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