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效率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再定位(2)
2014-07-31 01:00
导读：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为提高经济体交易效率 现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前进方向。在市场经济条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为提高经济体交易效率
现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前进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经济体的交易效率，为自由市场和“经济人”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和规则环境，正是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第一，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否顺畅进行则首先有赖于产品是否顺利被生产出来，其次还依赖于市场法规、制度、环境以及各种交易技术、交易工具等总和而成的交易效率高低。如果该总和交易效率低，那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为基本特征的产品生产过程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但与此同时产品生产对产品交换和贸易的依赖就会更加严重。相反，在交易效率较高情况下，生产得以顺利进行，随后的贸易活动也能够顺畅进行，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也能顺利运行，“经济人”和国家便能双双受益。从更深层次来看，影响交易效率高低的因素首先在于私有产权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私有产权不受到法律保护，交易效率必然十分低下；其次一个安全、有效的交易环境和条件也十分重要。杨小凯，张永生（2000）曾记述了一个例子。印第安人一直到16世纪仍然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我们今天视为偷窃的行为在那儿是合法的。任何别人的东西，部落中的人都有权共享，连打仗抓到的俘虏，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扯一根头发以示共享。白人殖民者占领北美后，曾有意将土地划归私有，分发给他们所有权法律文件，可当殖民者走后印第安人又将土地合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交易效率必然极低，经济发展也会受其祸害。
第二，本文所说的“交易效率”（、通信基础设施等硬条件与规范经济活动的各种法规、制度、社会诚信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公共产品。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瓦尔拉斯体制下，常常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这些“经济人”不愿为或没有积极性去从事但的确是“经济人”活动顺利开展所必须具备的活动或条件，正是政府的用武之地。
有些“交易效率”条件私人虽然能够提供，但是在缺乏相关法规环境或者由于某些体制限制下私人是不愿意“作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保驾护航者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础设施落后，法制状况落后不堪，有些海外的“经济人”的确有从事这些活动的积极性，但在只有政府财政拥有基础设施建设权限制下，这些活动便不能开展，从而经济活动只能在一个低下的交易效率环境下运行。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说“政府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具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老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代表老百姓进行国家管理的代理人。讲“政府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体现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反倒颠倒了主次，搞错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也会使得政府不以交易效率提高和服务于“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为目标成为可能。正确的说法是，“政府官员是人民群众的公仆”。这体现了人民群众与政府官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又能端正政府的角色定位。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交易活动的重要性会不断提升，因此，提高经济体的整体交易效率恰当地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
三、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目标、原则与可操作性
改革开放以前，出于
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我国几乎不存在比较系统的城市化政策，政府对是否进行城市化以及如何发挥自身作用也没有通盘考虑。从当时的情况看，快速地进行重化而将城市化置于次要地位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它为迅速巩固新生政权，抵制和瓦解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围扑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因此，重视城市化并明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但1978年以来二十多年的城市化经验和教训表明，缺乏一个系统的有关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的理论认识，结果致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1978年以来，我国已逐步确立了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不断提高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提高交易效率”应成为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行为目标和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