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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的圈层结构及资源整合路径(1)

2014-08-16 01:0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被称之为新增长中心的新城市区或新产业空间。这种新增长中心充满活力，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增长中心倾向于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扩散，它引导大都市圈向多中心城市演进，逐步形成了一个与大都市核心区互补与竞争的现代多中心城市结构模式。
　　
　　一、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与多中心结构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使得大都市圈内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景观变得非常复杂。根据新增长中心与大都市区的关系及新增长中心的功能不同，可以将新增长中心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副中心区。副中心通常与城市中心区保持快捷便利的交通联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一般与城市中心区在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当城市中心区出现集聚不经济时，城市通过建立副中心把部分功能分散出去，以避免中心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对城市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边缘新区。边缘新区一般位于大城市核心区边缘，有些以“飞地”的形式存在，它是伴随着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加速，中心城区功能逐步外迁，而在大都市边缘逐步形成的功能比较完善，且相对独立于大都市的新城区。
　　三是新产业空间。它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为基本特征的区域。新产业空间往往是在以一种或多种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园或产业园的形式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新产业空间之“新”，最根本的在于它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与新的城市空间的有机结合。
　　四是发展走廊。由两个大城市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形成新的发展区域，这些新区域大多沿着交通通道发展，比较容易被纳入到大都市圈的空间经济系统之中，故称发展走廊。发展走廊是一种“准城市化地区”，它是城市与农村各种要素在一定地理区位上高度混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形态。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五是专业化城镇。它们是指在大都市外围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专业特色城镇。这些专业化城镇或者依靠兴办专业市场而发展壮大起来，带动了城镇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或者依靠自身的区位交通、商贸物流、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农优产品等优势条件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小城镇。
　　上述五种新的增长中心之间有时存在着重叠关系。比如，边缘新区可能同时又是副中心区和产业园区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沿海发达的大都市中的企业纷纷向城市边缘区迁移，新兴产业在边缘区兴起，大规模的工业园和商业服务网点也有的落户于此.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新城区逐渐形成。这些新城区有的是在新产业区基础上形成的，有的则依托边缘城镇发展起来.不论哪种情况，它们往往都是异军突起，扮演了区域新增长中心的角色。
　　新增长中心的崛起，不仅使大都市由单中心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城市结构演进，而且新增长中心自身的结构也呈现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大都市的部分职能逐步分散到了这些新的增长中心之中，从而减轻了大都市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组团式的卫星城市结构，从而提高了新增长中心的空间容量。
　　从全球角度看.新城模式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产生的特定问题孕育而生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在我国，新增长中心的出现除了冀望它们能缓解不堪重负的中心城区所承担的发展压力之外，其得以崛起并快速发展也是一系列因素变革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功能转型，等等。可以说.改革开放提供了新增长中心出现的体制条件，城市化的发展为新增长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推动力，而这一切又使新增长中心产生了独特的后发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后发优势就是新增长中心有较低的体制成本和新的运转机制。众所周知，在我国各城市中，新增长中心的发展始终是在国家财政、信贷、土地等特殊优惠政策强力牵引下，在地方政策大力扶植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新增长中心就摆脱了传统体制的约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先导区。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引领护航、体制创新和政府角色转型都大大地降低了进入区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从而强化了本区的竞争优势，使新增长中心成为新的区位利益核心。由于新的增长中心自身的活力和优势，原来的区域空间格局和空间均衡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