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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总行。
(二)浙江对日出口的变化
从浙江对日出口的增长态势看,与日元汇率的变化有较大的相关性。对应日元汇率的不同变动时期,对日出口走势如图一。
附图
图一 浙江对日出口与出口总额增速
90年代前半期日本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对外需求大,加大日元汇率急剧升值,既大大降低了日本国民消费成本,扩大了购买力,也大大降低了出口国的相对成本。浙江对日贸易获得了大发展,对日出口总额1992年为3.3亿美元,居香港后,为第二出口市场。从1993年开始超过香港升至第一位。到1995年遭受日元汇率贬值的影响,对日出口6.25亿美元,当年对日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为-3.8%。整个90年代前半期,对日出口占浙江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在10%左右。
90年代中后期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衰退日益显现,改变了日本消费者的预期,对海外需求的程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日美贸易摩擦缓和,以及贸易赤字的出现,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精力对付其他贸易伙伴,并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第三方面,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则呈持续升值,这种汇率逆向变动,大大提高了浙江企业对日的出口成本。种种因素累积使得浙江扩大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浙江对日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1996年出现高增长,比1995年增长近2倍,对日出口占浙江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3%后,1997年、1998年对日出口增速依次为5.7%、-5.9%,比重也逐年下降。1998年下降至17%,比1996年下降5个百分点。浙江的第一海外市场让位于美国,欧盟也超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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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得多。1.货币贬值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行为所冲销。当进口国货币贬值,出口国货币相对升值时,作为宏观主体的出口国预期出口收入下降,为支持扩大出口,将采取出口退税、财政补贴等方式变相地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抵消进口国货币的贬值效应。作为微观主体的出口企业则可以通过定价纠正的手段,根据货币贬值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状况适时调整出口价格,来应对进口国的货币贬值。2.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据199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估计,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通过内部人控制可以降低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3.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由于对冲工具,如远期市场操作、货币期货、货币期权及货币互换的广泛运用和成本降低,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时可以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规避风险工具与采取风险补偿措施等来避免或降低汇率风险或对汇率风险进行控制等等。(注:参见陈平、熊欣:“进口国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第7页。)
通过分析,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的影响有以下特征:
(一)日元汇率变动与浙江对日出口总量紧密相关,日元贬值使对日出口困难加大,影响前6个月最为明显,持续时间约为1年。
21世纪以来,日元的持续贬值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传统理论认为,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必然会影响两国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继而对贸易产生影响。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现象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可以概括为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由于影响汇率以及出口变动的因素非常复杂,故而难以非常严格确定性地描述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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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浙江省国际收支统计。2002年为1-10月数据。
(三)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以纺织服装、机电、食品类为主,虽然这些产品具有低需求收入弹性的特征,加上中日产业分工的互补性,市场需求较为稳定,但这些产品同样具有较高的替代性。目前出现了纺织服装、食品类产品比重下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上升的趋势。
浙江对日出口的产品结构主要是纺织服装类、机电产品类、食品饮料类等,其中,纺织服装类位居首位,基本占据浙江对日出口的“半壁河山”。2001年,在日元平均汇率比上年贬值11%的情况下,全省对日出口37.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其中:纺织服装19.2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占总额的50.9%;机电产品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1.9%,比重17.1%;食品饮料3.63亿美元,增长3%,比重9.6%。纺织服装、机电产品两大类商品出口呈快速增长势头,而食品饮料增幅大大低于全省对日出口的平均增幅(13.58%),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发生贸易摩擦,日本设立“绿色壁垒”如水产品氯霉素超标等手段对我食品饮料进行进口限制。
持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影响甚微者的主要理由:一、对日出口商品需求弹性较低。由于浙江对日出口以纺织服装、食品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档的商品为主,这类商品的最大特点是需求弹性较低,市场稳定性相对较高。二、中日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日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而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无论日元汇率出现多大的跌幅,都难以抹去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 大学排名
但事实证明这种论断一是忽视了日元贬值影响的滞后性。从2002年上半年浙江对日出口实绩来看,日元贬值不仅对浙江对日出口总量有较大影响,对日出口同比下降1.1%,与同期全省出口增长19.52%形成强烈反差,而且恰恰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所受冲击最大。2000年、2001年纺织服装类对日出口分别占对日出口总额的49.5%和50.9%,而到2002年上半年比重下降为41.9%。相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情况明显好于纺织服装业,出口额及其比重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机电产品比重分别为15.9%、17.1%和23.1%,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分别为1.86%、1.57%和4.4%。高新技术产品虽然金额小、比重少,但2002年上半年其出口额已经大大超过上年全年,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见表三)。二是忽视了浙江出口产品的替代性。对于纺织服装等中低档商品来说,日本市场既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固然不假,但更需要比较竞争对手的成本。三是不同的汇率制,在日元贬值的条件下,使替代者的竞争力增强。亚洲其它国家普遍实行与美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浮动汇率制,本币汇率随日元贬值而相应贬值,人民币因钉住美元则相对日元贬值而升值,因而亚洲其它国家出口成本基本不变,而我国出口成本则大大增加,价格成本竞争优势下降,不断面临被替代的压力。
对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1.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换汇成本相对较低,出口企业有能力根据日元贬值的具体情况和市场反应重新定价;2.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是不易被替代,更具有差异竞争优势。3.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许多电子、机械制造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然后将生产加工后的制成品返销日本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机电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的稳定增长。这些产品出口的较快增长,表明在面临汇率等风险的条件下,差异竞争相对于价格成本竞争具有更多的优势,也成为在纺织服装等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稳住日本市场规模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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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2002年为1-6月份数据。
(四)不同经济类型的对日出口企业受日元贬值的影响不同,浙江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受日元贬值的影响明显小于国有等其它类型的企业,并具有日资企业拉动的特征。
2001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5.7%和111.54%,比全省对日出口平均增长水平高出12.1个百分点和97.9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比重分别达50.4%和7.3%,比上年分别提高3.1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而对日出口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国有企业,2001年在全省对日出口增长13.6%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对日出口不增反减,下降7.3%,比重由上年的44.1%下降为36.1%,2002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为32.2%。(见表四)
统计结果表明浙江对日贸易一半是由三资企业实现的,准确地说是随日资企业的增加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日本投资拉动型”特点。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为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亚洲各国特别是我国成为日本企业向外转移生产基地的重点地区。2001年日本转移到我国的生产基地数量第一次超过转移到美国的生产基地数量。2002年1~10月浙江实际利用日资2.68亿美元,占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的10.4%,位居第二。从92年至98年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结构看,电气设备行业占18.7%,机械行业占9%,纺织行业占10.37%,与浙江对日出口主要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产品基本吻合。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对日出口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
三、若干启示
1.从长期看,依靠成本价格优势的出口竞争战略必须向依靠产品差异竞争优势的战略调整。从浙江的出口竞争战略看,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路径依赖,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降低价格,占领市场,面对加剧的市场竞争,又通过引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产品质量,进一步降低价格,巩固和扩大市场。还应看到,这种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不仅会使出口方形成一味强调价格和成本竞争的惯性思维,还会使进口方也形成中国的出口商品可以不断压价的预期,使得出口企业的价格越压越低,利润十分微薄,很多企业依靠出口退税和有关优惠政策才能维持出口。如果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汇率风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需要在产品的差异性上多下功夫。构建差异性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比重,使商品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中高价位提升,目前对日出口中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这样在面对汇率风险时,可以采取降价让利等手段从容应对,又可以凭借较强的产品品牌、品种等非价格竞争力,有效避免或减少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从短期看,多元化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是规避市场和汇率风险的有效手段,“走出去”是扩大出口的有效方法。九十年代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浙江从实际出发,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了扩大外贸出口的“四个多元化”战略,即“出口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产品多元化,贸易方式多元化”,外贸出口由此取得了大发展。为了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出口企业特别实现产品、市场的适度“多元化”,加紧开拓新兴市场,90年代末欧盟、中东、东欧等市场迅速扩大,有效地抵消了日本市场出口困难的不利因素,使出口增速在沿海地区连续三年居首位,2002年继续保持这一强劲的势头。
实施“走出去”战略。根据目前浙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对不同目标市场进行海外投资,以境外投资带动出口的稳定增长。通过在境外办厂设点,深入国外终端市场,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提高出口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向当地消费者更好地提供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提高产品声誉;或在发达国家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掌握国际最新潮流,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巩固和扩大出口份额。
3.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对日出口商应尽量选择美元等强势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而对日进口商则可以采取推迟日元付款的方式以减少进口成本。而实际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对日出口商要求用美元等强势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进口商当然也会出于同样的考虑,要求在价格等其它方面得到补偿。并且从浙江对日出口情况看,在日元汇率波动剧烈的条件下,以日元计价结算量反而会有所提高。如:2000年以日元计价结算的出口额折合美元为2.27亿美元,比重10.2%;2001年为2.79亿美元,比重11.3%。因此,规避汇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不仅仅是结算币种的选择,而是应尽快改变“当前我国可利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很少,出口企业实际加以利用的更少”的局面,允许并鼓励企业建立规避汇率风险和套期保值机制,积极推广、开发和利用国际通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强对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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