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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

2017-09-04 06:13 　　 一
最近我们在北京瑞蚨祥做了几个月调查。调查这家著名的绸布店，原是为了解它的主义改造的过程，可是，它那不平凡的百年史同样吸引了我们。
我们知道，商业资本是上最初的资本形式，在封建视社会末期，它会由小生产者交换商品时的媒介变为小生产的支配者。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失去了先前的独立作用，它成为产业资本在一定阶段上分离出来的部分，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为之服务。学不能具体讲到，（1）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有所发展但还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商业资本是怎样一种形态呢？（2）虽然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占统治地位，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支配这个市场，原来古老的商业资本又具有何种性格呢？这两种情况，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我们试图从瑞蚨祥的传说中（因为它的全部历史记录已卖给造纸厂，我们只有相信老年职工和私方人员的记忆），来探求一些线索。
当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在发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职能形态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第一，他是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总要继续当作流通资本存在市场上；第二，他是把这种资本的其它职能“剥掉、去掉”，以便“得到它的纯粹的形态”来。①可见，在实践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是有它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会有复杂的形态的，而不会是象某些著作由于叙述过于简略而给人的那种印象，彷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确立，先前的商业资本就倏忽不见了，另外分离出新的商业资本来，或者先前的商业资本就摇身一变为现在的形态。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当市场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先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的发展而扩大，但小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优势，封建制度还基本保存着的时候，原来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是处在一种过渡的形态中；标志这种过渡特点的，是它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关系上所表现的两重性。我国解放前的城市棉布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市场，而瑞蚨祥则是这样一个典型资本。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
先说内部关系。这包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和内部的阶级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瑞蚨祥纯然是一个家庭企业。它在全国六个城市的二十几个企业都是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孟家的族产。这个家族的企业家孟洛川是全部财产的支配者和企业家三房子弟的监护人。在这种家长式的经营下，瑞蚨祥一家又一家地打败了它的竞争对手瑞生祥、瑞林祥、祥义、谦祥盆；它的资本象滚雪球一般大约每三、五年就翻一番。但是，到了二十年代，特别是在孟洛川老死前后，这种资本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就日益与它的积累方式不相适应了。大房人多，开支大，向企业用钱多；二房不甘心，就比着开支；三房怕吃亏，也拚命向企业要钱。他们支走的钱并不完全消费掉，而部分拿去搞自己的小家当，一时开了七、八个各房“私有”的店铺，而对“公有”的瑞蚨祥日益冷淡了。资本积聚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分散过程。家庭资本制度维持不下去了，它竭力要求“无情的斩断”那些“天然尊长的复杂羈絆”，向“赤条条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②转化。但是，瑞蚨祥迟疑起来了，传统和保守势力使得孟家没有一敢于出来大胆地彻底改革它的资本组织（例如改为股份公司制）。它停留在这样一种制度上：资本已分为三股（还保留一个共有股），但不仅三股数目相等，每股的“顺带”（即每年红利转存入企业部分）也相等，并使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保持平等均势。这种平等，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虽然不是1926年以后瑞蚨祥走上下坡路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是原因之一。“竞争与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依同比例发展起来的。”③瑞蚨祥在“竞争”上是高明的，但在“信用”上则极不彻底。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看，瑞蚨祥是在资本主义濒于灭亡的时候，即在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才完成它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这时私股归所有，股东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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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蚨祥的东家并不自己经营，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贵（即“西方”）经营。按照过去这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散伙时须清理资产，并分给西方一股应得部分。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瑞蚨祥则不然，它东西之间没有契约，东方随时可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并且东方还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即自己任过“总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意思是随时可被解聘）。这样，西方已失掉了对资本的一份最后支配权，合伙关系破坏了，东西之间已近似于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与资本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消灭，西方还保留着吃人力股的形式，按股分红，而不是支取薪金酬劳金。这形式产生新的矛盾。西方既不象旧式商业资本那样有契约保障，又不象完全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有固定收入，他们就竭力在分红上打主意。这种矛盾曾促使瑞蚨祥的财务制度发生若干变化，变化虽然不大，但方向总是朝着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走。这种矛盾，也几乎使瑞蚨祥的分红制度发生变化，但终因西方力量薄弱，变化未能完成。因此直到解放以前，东西方之间始终保持着两重性的关系。
在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上，它的两重性就更明显了。瑞蚨祥的店员有两种，即所谓内伙计和外伙计。外伙计是纯粹工钱劳动者。他们系由当地市场随时雇进，并随时被解雇。雇进时甚至对工资可以自由议价（当然，在失业军威胁下这种自由只是名义上存在），解雇时也毋需任何理由。但外伙计人数很少。占店员数量最大的内伙计，情况就复杂了。从一方面看：他们和外伙计一样是企业内的劳动者，同样担任商品流转中的主要劳动（虽然和外伙计有分工）。他们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他们的劳动强度也和外伙计一样，有时还更繁重些。所以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基本上也是雇佣劳动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掌贵（西方）有师徒之谊。学徒又都是在山东章邱挑选，并须有殷实保荐人，所以他们在来源上，不存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事实上，他们大都与东家或掌贵非亲即故。而更其重要的是，瑞蚨祥的掌匮（西方）都是从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就给“开股”，以后就不支工资而分红利了；他们也就不再被称为“大哥二哥”，而被称为“大爷二爷”了。这就在内伙计中产生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与资方之间有了一条通路，好象是一家人。由于这几种原因，内伙计在企业内居于一种特殊地位，他们和外伙计之间也划了一条鸿沟。资方也时常这样比方：内伙计是亲闺女，外伙计是小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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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内伙计的这种特殊地位，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之外，加上（也可说保留着）若干封建性剥削关系而已。正因为他们大都和资方非亲即故，在瑞蚨祥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号里不见家里见”，即内伙计如果触犯资方，任你走到哪里都逃不脱资方掌心。正是由于他们有“鱼化龙”的前途，资方才可以把他们的工资降到外伙计水平以下和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正因为他们和资方有师徒之谊，资方才可以在剥削之外加上人身剥削；例如每当东家家里红白喜事的时候，他们就要被派去“当差”，有的一去就是半年。封建剥削总是戴着“温情脈脈的纱幕”，正如同资本主义剥削总是穿着自由平等的外衣一样。这就是“亲闺女”地位的由来。事实上他们之终得被提升为掌贵的，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一厘多一点的小掌贵。这种小掌贵的分红收入并不比他们原来的工资收入高多少；他们在企业中也管不了什么人，主不了什么事，实际是处于职员的地位，仍参加劳动。对绝大多数内伙计来说，“鱼化龙”的前途不过是个美丽的幻想。可是，未来的幻想却预支着现实的劳动力；这正是内伙计制度巧妙的地方。也可以这么说，这种过渡型的两重性的剥削关系，较之旧式商业资本劳动制度和较之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都更适合于五十年前北京的经济形态。它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柱。
但是，内伙计与资方之间的这种两重性的关系是逐渐地，虽然是缓慢地，变化着的；变化的趋势是封建关系一面逐渐动摇，资本主义关系一面逐渐。最明显的是在1926年和1942年瑞蚨祥职工两次组织工会对资方进行斗争的时候。这时内伙计和外伙计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他们肩并肩的投入战斗。第一资斗争是以反对封建象征的“铺规”、争取业余时间人身自由为中心。到了第二次，则内伙计已同样面临着被任意解雇的危机，他们和外伙计一样投入了要业保障和改善工资的罢工。和工资的提出，说明他们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已经资本主义化到怎样程度了。但是，每次斗争失败后都有一个复辟，封建统治重新笼罩着瑞蚨祥。瑞蚨祥的种种封建性的制度，直到解放时还是基本上完整地（至少在名义上）被保存着的；它是在主义革命阶段，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④。1952年以后，内外伙计的界线不复存在，被提升吃小股的小掌贵也纷纷“归队”，退股加入工会了。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
再说外部关系。这包括瑞蚨祥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它与外国资本和与当时政权统治阶级的关系。
瑞蚨祥是靠山东寨子（一种土布）起家的。十九世纪末叶，它已以“包买主”的身份支配手者的生产了，那时它是经营布庄（批发）的。可是1893年以后，它把资本转移到洋布零售和绸缎百货上去了；1900年以后，土布在瑞蚨祥的经营中日益消失，它的货架上绝大部分是中外著名工厂的名牌货。无疑地，瑞蚨祥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是作为职能资本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这是它主要的一面，但不是全部。
瑞蚨祥与产业资本的另一方面的关系可以从它的进货方式来考察。直到抗日战争以前，瑞蚨祥进货的方式主要是每年两次派人到上海等地选购和在上海驻庄采购。它也向一些厂家定织，有些工厂甚至变成专为它加工的工厂，疋头上织上“瑞蚨祥”字样。瑞蚨祥还有它最负盛名的独门货“双青布”，这是瑞蚨祥用上好坯布找染坊染色、踩坊踩制和自己“闷色”的。除定织外，瑞蚨祥还经常提供厂家品种花色的意见，许多工厂在设计新产品时都先征求瑞蚨祥的同意，或将图样交瑞蚨祥审阅。总之，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它还残存着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一些可怜的民族产业资本起支配作用。
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它的经营管理上。一个商店。按说顶要紧的是销货。可是我们发现，在瑞蚨祥的经营管理上，毋宁说更着重于进货。它的各部门头目，如洋货头、绸头、广货头等，都是主要管进货的。特别是它培养学徒也是从管货开始，而不学卖货，学满出师后即担任采购、保管、整理、送货等，而售货任务完全委之于临时雇工性质的外伙计。在瑞蚨祥的经营上似乎存在着这么一条原则：只要进货对路，适合消费者口味，至于推销技术，倒是余事了。这和资本主义商业是有所不同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不过是产业资本的推销员，生产什么必须销掉。由于生产上经常出现“过剩”，商业上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讲求推销技术，包括大广告、大赠奖、大放尺、大甩卖以及种种“制造购买力”的办法（如分期付款等）。而这一切，都为瑞蚨祥所不取。它从不登任何广告，更无论其它了。我们知道，纯粹商品流通费用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增高的。在瑞蚨祥，我们也看到它的营业费用占销货额的比重率在几十年间逐渐增高，但比之一般更资本主义化的商店（如比之上海协大祥）还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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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蚨祥经营的商品，尤其是在1926年以前它大发展的时期，是以外国货为主；那时棉毛织品中外国货占80％，绸缎中外国货也不少。当时的北京，有许多新奇的洋货是唯有在瑞蚨祥才找得到。以瑞蚨祥这样一个十足古老气的商店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是饶富典型意味的。在某些意义上，瑞蚨祥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缩写。在这里，瑞蚨祥的两重性就更复杂了。当然，它不同于纯粹买办商业资本，不只在经营管理上，在进货方式上它也不作外国洋行的独家经理，不拿佣金，不赊购。但是另一方面，上面所说的那些对产业资本的作用，在遇到外国资本时，却大部分消失了。
瑞蚨祥怎样为外国资本服务呢？作为一个商业资本，它的职能是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并分取产业工人（在这里应当是外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但对瑞蚨祥来说，这未免太天真了。这里，我们最好把追溯得更远一点，从瑞蚨祥的大时期来考察。
瑞蚨祥的资本，主要是在庚子事件（1900）以后二十几年间以急风骤雨之势发展起来的。这时候，一方面“欧风东渐”，洋货大量倾入市场；另方面，行将没落的阶级象奉行指示一样必然地日趋穷奢极侈，过去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争着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瑞蚨祥就是在这种空气和土壤中茁长起来的。它是一个专门供应上层高级消费品的商店，文明阶级的豪华生活需要它，外国商品倾销也需要它。但是，这只是事物文明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整个瑞蚨祥发展的，是帝国主义瓜分、封建军阀大混战的时代，一个却掠的时代。四亿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造成了军阀统治阶级的繁荣；被搜括的人民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集中到北京，这就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但试想一下，这种集中，何尝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预期的结果，何尝不是他们对殖民地贸易所赖以扩张的基础呢？殖民地贸易的丰硕利润，主要不在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主要在于对殖民地财富以经济外的力量（军阀战争是其形式之一）的集中；不过这种集中最后是通过商品买卖的形式纳入帝国主义之手罢了。瑞蚨祥正是担任这最后一步任务的。当然，瑞蚨祥是为产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但更重要的毋宁是为它们实现殖民地掠夺的价值。瑞蚨祥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与其说是来自外国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毋宁说是来自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贸易不等价交换的余肥。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瑞蚨祥神话般的发展，也无非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那三、五年翻一番的惊人利润，总不脱暴力的因素，只是十分间接而已；真正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生产），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1927年以后，当瑞蚨祥逐渐走上下坡路，它的货源也逐渐改变为以国内工厂的产品为主的时候，它资本积累的性质也就有了某些改变。它的真正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这才加速了。
这里，我们已经说明了瑞蚨祥与当时政权统治阶级的关系了。事实上，瑞蚨祥不仅是以当朝皇室、军阀、达官贵人为它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还真正和他们有上和经济上的往来。孟洛川据说是不愿当山东督军才出任袁世凯的参政的，他的次女嫁给了徐世昌的姪子，长孙娶了曹锟的孙女。历来的大军阀，都在瑞蚨祥有存款。当斯大林论述那时候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时说：“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⑤不错，他是说中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但他接着说：“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⑥就瑞蚨祥来说，它这种性格和农村商业也没什么两样。
前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旧中国的民族商业资本，从它们的性质上看，大体可以分作两种类型：一种是较多地带有买办性的，一种是较多地带有封建性的。”⑦虽然那时我也说：“这些行业较多地带有封建性，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买办性。”⑧但是，那篇文章中，总的看是对于民族商业资本这两种性格对立的一面谈得多，统一的一面讲得少，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型的、过渡中的商业资本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瑞蚨祥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它可以补充和改正那篇文章的若干论点。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3－3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9页。信用制度是“跟着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力量。”“这种制度，最初只是偷偷摸摸地……把那些以大量或小量分散在表面的货币资源，牵引到个别的或结合的资本家手中。但不旋踵间，它就变成了竞争战上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更转化为资本集中上一个大得惊人的社会机构”。瑞蚨祥显然还没达到这“最初”阶段的完整形式（股份公司），并且，为了防止意外，孟家曾订出这样一条规矩：瑞蚨祥的任何经理人都不准向外边借款。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8页。
⑥ 同上。
⑦ “民族资本的特点”，“”，1956年第6期，第128页。
⑧ 同上，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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