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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下）

2017-09-04 05:29 　　     二、一则传奇给予的启示

在1875年的一家名叫《华洋通闻》的报纸上，出现过一则发人兴味的报导。报导的标题是《煤矿和拐骗者》，是一个民间已有流传的近于传奇的故事。然而，它却联得上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不妨先摘引其主要的内容，然后谈一谈从中得到的启示。

报导中说：

“在康熙年间，直隶省有一位驻扎在保定府的巡抚，名叫于成龙。他忠实于朝廷，垂爱于百姓，名闻遐迩。……

“在他巡视各地的时候，常常听到[北京]西山窑户中流行的一种拐骗制度。由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难于查处，因此长期活动而从未受到惩罚。 这位巡抚决心想办法加以禁止。……在八月十六日那一天，他决定亲自出巡，身边只带了一个忠实的随从，名叫田虎。……

“在午夜时分，他和田虎偷偷地离开衙门。出城以后，各人按计划进行化装。巡抚扮成一个托钵道士，他的随从扮成一个随身的小道徒。

“ 装扮停当以后，主仆二人开始上路，径奔西山。……最后到达一所寺院。寺院的住持热情款待他们，并且问他们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于成龙按原定计划声称：他听人说他的一位外甥在附近的矿上赚了一笔大钱，但是，不知道这个矿的确切地址，因此特来寻找。

“好心的住持建议他们两人不要走近矿区，因为这对他们可能不怎么安全。原因是那里缺少人手，很可能会把他们捉起来帮矿井车水，——那里曾经有许多人就是被捉来的。 但是，如果他们两人坚持要去，万一被捉住，那里有一个名叫李三的工头，他是一个好人，只要他们提到住持的名字，他就会帮助他们。

“正在谈话的当口，有几个开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声称是来寻找矿上的几个逃亡者。 当他们看到这两个陌生人时，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这时有一个住持回答说：他们是远方的游僧，并且会算命。开矿者就要求这两随他们到矿上去为他们算命。想到这是一个访问矿区的好机会，于成龙立刻答应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天刚亮，于成龙和他的随从陪伴着开矿者向矿区进发。走了六、七里路，穿过了一些矿场以后， 他们到达这个带路人所在的矿区。 当开矿者把这两个被认为是道士的人带到窑口时，立刻露出真相，明白告诉他们两人说：矿井需要他们帮忙车水。当然，只要他们干，就会得到好工钱。

“于成龙和田虎不愿就此进矿，他们托辞出家人不曾做过这样的，但是毫无效果。他们被威胁着，非进去不可，如果抗拒，就会有挨打的危险。因此，他们只好进去。 当他们行经一些坑道时， 矿工的一付样子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那些矿工看起来简直像鬼而不像人。每一个矿工都穿一条短裤，裤子的裤腿还不到膝盖。头上紧扎着头巾，并且插上一支点燃了的腊烛。一身漆黑煤灰，看起来，特别令人厌恶和可怕。

“于成龙设身处地，感到非常不安。他想：‘老天爷，这就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发生的事情！俗话说，好在南方来的大米是吃不光的，西山的煤炭也是烧不尽的。如果北京缺了煤炭和大米，那些旗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

“他们越往前走，就越是感到可怕。坑道的顶棚是用木柱子支撑着，而这是摸出来，不是看出来的。因为他们被引进去的这条坑道是漆黑一片，只有他们的带路人带着一点微弱的灯光。

“他们跟着带路人穿过无数的坑道，一上一下地至少有四里之遥。这时，他们忽然听到水声，那正是矿工们挖煤所造成的声响。这时他们的带路人喊话，说是他已经带来了两个流浪汉。跟着就出现了一个工头。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工头给这个带路人一份报酬，然后他就走了。显然非常满意。”[1]

这一则传奇，在50年代史坛上，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就曾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已故的著名资本主义萌芽者就此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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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说书人流传的一部‘于公案’，在第一回里有于公自述的一段话说道：‘在我做直隶保定府时节，私访门头沟煤窑，将两家恶霸马三峰、于思九拿获，全家斩于市曹之上。马三峰、于思九之羽党尽是江洋大盗，都要报仇。’这种演义当然写得有真有假，使人真假莫辩。比如，明明是于成龙的故事，它却偏偏说：‘于太公生二子，长名成龙，次名得水。’把于成龙的父亲于得水说成于成龙的弟弟。而无论是于得水或于成龙，明明都没有做过保定府知府，它却说是‘做直隶保定府时节。’这些都是有意以假乱真。但是，虽然这样， 它毕竟是根据门头沟的真事编成的， 所以门头沟开窑的人很不喜欢听讲这一段书。人们从这一段书里不难想见，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民窑业主们多么残暴地进行压迫。不过，当时的民窑却并没有被‘于大人’之流的暴力压迫所慑服。相反的，正当于成龙飞黄腾达的时候，在康熙三十年到四十年，门头沟的许多民窑仍然有新的。”[2] 这一段考订，都是正确的。如说于成龙不是于得水的哥哥，而是他的儿子，于成龙和于得水都没有做过保定知府，以及民间流传的于成龙私访门头沟，“写得有真有假 ”，“有意以假乱真，”等等，都是对的。但是把于成龙的私访门头沟煤窑，说成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多么残暴地进行压迫，”却是不符合事实的。

京西煤矿中的民窑，当时究竟是怎样进行生产的呢？单凭《华洋通闻》这一则传奇式的报导，也许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好在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不妨引来互相印证一下。

道光初年，做过直隶总督的那彦成，对京西煤矿内部的生产情况，有一个相当翔实的报告，其煤窑中实行的锅伙制度，介绍更为详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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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各煤窑开设锅伙，原为各项之人早晚食息之所，西山一带煤窑锅伙，每处自二、三十至三、四十人不等，而有开门、关门；连夏、不连夏之分。其开门、不连夏锅伙，每年七月以后，按照公平时价雇人，或拉煤，或淘水。一交次年五月，约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存积足供五、六、七月之用，即行散工，以避盛暑煤毒，是谓开门锅伙，又谓之不连夏锅伙。至关门、连夏锅伙，则系就地搭盖矮屋数间，周围筑起高墙，遍插棘茨，只留小门，以通出入。如遇寻工负苦之人，诓入伙内，逼勒进窑。出窑后即关闭棘墙之内，防其逃走；并在锅伙内开摆小菜烟酒等项货摊，任意昂其价值。每遇人买用，即将应付工价克扣。新陈拖累，严寒盛暑，不得脱身。是谓关门锅伙， 又谓连夏锅伙。一经诓入，即同黑狱。”“遇有患病之人，辄行抬出丢弃，以致冻馁毕命，甚至殴打垂毙抬弃，以致多被大兽残食，殊为残惨。”[3]

那彦成还以一个与人伙开锅伙的齐二为例，说明在锅伙统治下的“黑狱”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从以下两件事例，可以得到证明：

一、嘉庆十七年，齐二与阎本立伙开锅伙，请“付成、梅一儿在芦沟桥及琉璃河一带将远方赴京佣趁之人，向其诓称西山有佣工处所，工价甚多，并不说明进窑拉煤，将其诱至锅伙内交与齐二收管。付成等每诓一人，齐二给京钱五、六千不等。齐二将诓来之人，闭置棘墙之内，以防逃走。每日押赴窑厂，勒令进窑拉煤。其拉煤应得工钱，以饭食昂价扣折。每拉煤一日，除扣饭钱外，并无余剩。”并“因拉煤之人懒惰，或捆缚殴打、或用火熏烧，其曾经受伤未死者，并无确数。至锅伙内有患病未死之人，”亦“往往抬弃野外，其患病者是否挣扎他往，或在野外冻馁身死，”锅伙“亦不过问。”[4]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付黑儿因辛苦难受，思念父母，跪地哀求齐二放其回家，齐二不依。付黑儿啼哭不休。齐二与齐青将其两手背捆，齐二先用拳殴其脑后，并腿踢其腰眼近下，复取木棍殴其腿上、胳膊、左右肋。付黑儿声言情愿一死，不愿拉煤受苦。齐二随取火把烧其头上、脸上。付黑儿在地乱滚，齐二按其两腿，齐青按其头颅，将火把一根插入其脊背捆绳之内燃烧。火把烧完，方各释手。付黑儿头脸并脊背等处被烧起泡溃烂， 越三日殒命。齐二仍令齐青、陈淋抬赴山崖放置。”[5]

可以看出，这两起事件的发生，相距有七年之久。那彦成对于西山煤矿中存在的这种人身奴役， 采取了坚决的制止措施。他的意见，也得到清廷的批准，明令规定：“嗣后西山一带除开门不连夏锅伙系公平雇觅，仍准开设外，其关门、连夏锅伙应严行查禁，将所设棘墙全行拆毁。如仍违禁开设，…… 以凶恶棍徒论，分别首从究办。窑户知情违令开设，即照藏匿罪人律治罪。 致毙人命者，按例严行究拟。”[6] 对于上述齐二一帮人，也分别首从，采取斩立决和发极边充军的严厉措施。在上引的《于公案》中，我们看到：于成龙访查门头沟煤窑以后，曾将两家恶霸马三峰、于思九拿获，斩于市曹之上。[7] 应该说，那彦成的所作所为，是援于成龙的先例的。难道这能看作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多么残暴地进行压迫吗？”当然不能这样看。

这位研究者是把民窑和官窑加以对立而进行研究的。他认为：“门头沟的民窑一开始就采取雇拥劳动，”而官窑则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民窑是商品生产的代表者，而官窑只是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民窑代表资本主义的萌芽，“民窑的雇拥劳动和商品生产破坏了封建生活的秩序，”官窑则代表封建统治势力，它对民窑的兴起，既有刺激作用，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8] 总之，民窑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萌芽，“在当时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民窑的业主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封建势力的侵凌。”[9] 根据这个逻辑，他才把于成龙的活动看成是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的残暴压迫。然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民窑，它的内部，保留了很多残酷的封建奴役。另一方面，在官窑与民窑之间，又有一系列的过渡性的变化。比如，在官有山场中流行的领帖输税、自备工本的采商和按股计分的招商开采，[10] 就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民营。它和封建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性质和形式，不能人为地加以简单化。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应该承认，于成龙也好， 那彦成也好，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封建统治所必需的“治安”。他们“忠实于朝廷”，未必“垂爱于百姓”。既不像那位研究者所说的是对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的镇压，也谈不上是什么对自由雇佣的保护和促进。清朝封建政权的立场是明显的。它害怕的是窑工“聚众闹事。”它一方面惩办“煤霸”，一方面又把人身束缚关系强加在窑工身上。办法是“于采煤处照保甲法各设窑头，并遴员稽查弹压。”[11] 从这一点看，说清政府对民窑中窑工，进行“多么残暴”的压迫，倒是讲得过去的。正由于此，民窑中的矿工，并不能从此得睹天日。这从西山煤矿一处看是如此，从全国各处看，基本上也是如此。

从西山一处看，在那彦成查禁关门、 连夏锅伙的当年，刑部曾就此酌拟章程，定立专条。据说“后即乐业相安，无复从前弊窦。”[12] 然而，弊窦的清除，就西山煤矿而言，至少迟至19世纪的80年代以前，是不曾实现的。因为在80年代初期， 西山煤窑矿工之“生受鞭笞，死委沟壑”者，仍然时有所闻。[13] 而在80年代中期，还有人向报纸投书道：“在北京西边不远的煤矿中，有一种残酷奴役和罪恶。它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而且现在还继续存在。它应该唤起置身于人类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积极同情。[14]

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唤起人类同情的悲惨局面，也有久远的历史，而且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这里只举几个经常被人提到的例子：

在河南密县，窑户“在幽阴沟壑，设立厂局，圈禁工人。名曰窝铺，实为圈所。”“工头在内开设赌场，哄诱工人赌博，输钱扣抵。工价不足，此窑工完，赶赴彼窑，以抵前项赌债。使做工人等无工满之期。气忿莫释，或自行剁指，或患病身死。”[15] 这种恶例，至迟在19世纪20年代，便已普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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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彬洲，炭井“所雇人夫，多系外来客民，五方杂处，情形较为刁野。并有诱逼幼童下井挖炭之事，毙者甚多。”[16] 写这段话的人，也是19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在陕西做过巡抚的高级官员。

在山西孝义煤矿，“几各庸力作，不如法程，或旷误时刻，或言语忿争，皆以擅自吊拷为威胁穷庸之具。”而且“向来炭窑以关禁穷佣为秘诀。”“此等佣人，多半吃烟浪费，往往借欠窑主钱文米面，窑主即以长支为词， 借端扣留，关锁幽闭，略如牢狱。”[17] 这些情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还很流行。

在山东峄县，“本地土窑向来恶习，如强拉夫工下窑做活，遇有疾病，不准医药，至死方休，最为惨毒。”[18] 这也是一直流行到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在湖南耒阳，“煤窿大小数百处，挖取年久，煤潜水底，必先将水车尽，始能开采。窿户用有管水夫之头人，名曰水承行， 多系近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同地痞设立青龙会，积成巨款，局赌卖烟，诱骗穷民堕其术中，因而重盘剥。又商串酒馆饭店，故昂其值，恣意取盈。迨穷民负欠累累，逼令卖身入窿。其人无钱还债，不得已饮泣允从。又闻有平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木栅，挨窿处仅留一窦 ，出入启门，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设鼓。将诱骗强捉之人，关禁鼓内，名曰水虾蟆 ，概行剥脱衣履，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殴其背，欲逃则刀刺其足。 且窿内阴寒气盛，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一半月即因之毕命，壮者不数月亦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尤可惨者，每年春间停工，水虾蟆幸而苟延无恙，水承行仍将其留禁鼓内，以备将来车水，名曰养老米。内外扦格，消息不通。每岁每窿水虾蟆之受害死者多则数百人，少亦数十人。 随就山窟掩埋，亲属既未见闻， 无从报验。屡经该地方官不次严禁，而各窿户与水承行巧为规避，终属阳奉阴违。”[19] 这种情形，在19世纪80年代， 已经普遍引起非议。 官方也表示要加以严禁。 然而实际上，谁也无力加以艾除。这个毒瘤或者说流毒，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20年代而不绝。[20] 大学排名
从这少数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手工煤矿中“残酷的奴役”的存在，至少在1820～1920这一百年当中，是绵延不断的。而在19世纪的80年代，各地反映更加普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上，80年代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它是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期。具体到煤炭的采掘上，进入80年代，它已经是中国两个大型的现代煤矿——基隆和开平分别成立了四年和两年之久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代表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采煤，却仍然停留在这样落后的状态中。两下对比，再一次证明那种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来自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至少在煤矿业的发展上是如此。

当然，鸦片战争前的手工煤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有的仍在继续开采。尽管在采的数目上有日益缩小的趋势，[21] 但仍然继续存在，没有中断。在这里，所谓“中断论”是不能成立的。但手工煤窑向新式煤矿的演变，的确没有发生。 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的产生，基隆也好，开平也好，都可以说是新起的炉灶。在这一点上，说原有煤窑向新式煤矿发展的中断，又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中断论，在这个意义上，并无不妥之处。它和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因外来侵略而夭亡”，[22] 在观念上是一致的。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陈的，“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来研究，与把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来研究，应当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23] 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当然，全面地完成这一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非本书所能承担。以下仅就与本书有关的几个方面，作一点初步辨析。首先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亦即手——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的过程，进行和评估。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注释

[1] Celetial Empire,1875年3月4日，第213页。
[2]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见《》，1956年第10期，第16页。
[3]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 卷55，第64～65页。
[4]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 卷55， 第55～56页。
[5]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 卷55，第57页。
[6]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 卷55，第64～65页。
[7] 《清史稿》谓于成龙在直隶巡抚任上，捕治大盗司九“置于法”。与说书人所说的思九
同音。参阅列传66，于成龙传。
[8] 《历史研究》 1956年第10期 ，第5页。
[9] 《历史研究》 1956年第10期， 第12页。
[10] 《清朝通考》卷31，征榷6，第5137页，1936年商务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卷951，第3页，1909年商务版。
[1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51 ，第3页。
[12] 《历年通行成案》 下册 ，湖广司 ，《煤窿章程》。院法学研究所藏本。
[13] 《申报》1883年5月30日， 6月15日。
[14] Herald 1886年3月3日 ， 第239页。
[15]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卷2 ，第24页。光绪 十一年刊。
[16] 卢坤：《秦疆治略》，第37页，道光七年刊。
[17] 朱采：《清芬阁集》卷8 第66页，光绪三十四年刊。
[18] 朱采：《清芬阁集》 卷8 第11页。
[19] 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5 第9～12页， 光绪二十年刊。参阅上引《历年通行成
案》下册 湖广司，《煤窿章程》。《申报》1881年11月2日。Herald 1881年12月13日，
第627页。
[20] 《新青年》，1921年 ，卷9 第3期。
[21]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史资料》 1962年中华书局版， 卷1，第616页。
[22] 参阅《史学研究》1993年第4期， 第96页。
[23] 参阅《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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