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一

“史学”于189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成为一门学科，但法国和德国学者直到今天似乎还不太愿意设置这样一门学科。在他们的心目中，学就是历史学，是否还需要或能够再分成若干门专史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著作等身，但未写一部“经济史”专著；法国年鉴学派成员中，有的以著《封建》名世；有的写了《资本主义与文明》的长篇钜制，认为历史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却反对“经济”单独成史。

这里的分歧反映了法德与英美学者之间文化思想传统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许多方面。就“经济史学”来说，本来任何的人类社会历史都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先有一套经济学，谁也不会去称其中的某些方面为“经济史”。同样的道理，英国学者(美国情况略有不同，另详下文)所以一贯沿用“经济史”的名称(最早为1870年代奧地利学者殷那玛．斯特奈格Karl T．von Inama-Sternegg，1843—1908，用作他的几种社会经济史著作的书名)，并且设立这样的学科的原因之一，是英国拥有历史悠久而近来在全世界愈加地位显赫的经济学。

经济史学在英国最初是牛津和剑桥历史学院的一门学科。它的第一、第二代学者中，多数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只有个别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的也没有什么重要。只是到了30年代后期，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的宏观经济理论流行以后，经济学理论居然成了经济史理论，甚至成了经济史学的框架。

1942年，希克斯(J．R．Hicks，1904—)在所著《社会框架—经济学导论》(牛津：克拉仑敦出版社)一书中，写了大意是这样的话：经济史学是过去时期的经济学，后者则是当代的经济史学。

1946年，英国第三代经济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阿什顿(T．S． Ashton，1889—1968)在就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教授时这样说过：“[历史]资料并不戴着标识的袖章，……即便是有经验的史学专家，也需用一套大致自成体系的原则作为取舍选择标准……正如渔民需用一张渔网来区分那些捕去出卖同让它留在海里的鱼一样。但这张网必须成于专门网工之手，而不是随意编制的织物。编织[经济史学]这个行业的专用网的人就是经济学家。”(N．B．哈特编：《英国经济史学教授就任演说集》1971年，页170)。

希克斯是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获得者之一；阿什顿是“英国受有经济学理论和训练而摆脱了历史学家思想习惯的新的一代经济史学家的领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辞典》中文版卷1，页136)。这样，由经济学理论来规范或指导经济史研究在英国既然已经早就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共同要求，在美国，60—7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要出来叫嚷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替代经济史研究就不足为怪了。

二

美国的经济史学虽然也是在1890年代成为一门课程，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行政制度的各异，经济史学在美国一直是经济学系，而不是别的学系的课程。由此，这一学科好像命定成为经济学家和商学家的园地，不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经济学而定，在60—70年代的“经济史学革命”高潮中，经济学理论简直就是一切了。

1964年，新经济史学派创始人之一，当时罗切斯特教授罗勃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1926—)发表了他的著作《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吹响了经济史学革命的号角。在书中他运用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对以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一致公认的论断一一大规模铁路投资是19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在1890年，如果美国全国的马车和帆船运输完全让位于铁路，所能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抵当时美国年国民产值的4—5％，对美国此后的经济增长，只有微末影响。这也就是说，即便当时美国根本不建筑铁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略微放慢一点而已。

这里的问题是福格尔在1964年只研究了美国1890年左右的“静态”运输经济，而铁路和其他运输技术在不断，问题在不断增多，所以1979年，他在一篇中承认铁路的间接经济作用要比直接作用(国民产值的增加)重要得多和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但他说的仍只是铁路运输的经济方面，还根本不曾涉及经济以外的人口、民族、文化和影响等问题。

所谓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能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不但看不见铁路的社会文化作用，而且连铁路的经济影响也不能全面考虑。

新经济史学派在60—70年代掀起的另外一场革命更加震撼人心。这就是他们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来写的19世纪美国南方黑人奴隶制经济史。

19世纪前半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是继铁路的经济地位之后福格尔所潜心研究的问题。1974年，他发表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部长篇钜制一一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L．Engerman)合著：《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下文略作《岁月》)。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特别是作者们宣称那时美国南方奴隶的物质生活和心理感受已经都比一般人所想象的为好，一个读者所首先希望能在书中看到的，大概也就是关于黑奴的物质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具体记载。《岁月》有不少篇段颂扬奴隶们的优良品质，如说他们与奴隶主“一模一样地渗透了基督新教伦理”；说他们在“循着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发展和改善自己”，因而是能同奴隶主“合作和努力、积极进取”的“黑人劳动者”(《岁月》卷1，页73、150、201、205、231—232，据《跨学科史学杂志》，1975， V．3：446)。关于奴隶们的物质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具体情况，按照作者们根据现存资料计算的结果来看，如奴隶们所遭的鞭责平均每人每年不到1次(0．7次，《岁月》，卷1，页145)；马里兰州1830—1839年间出售的奴隶不过当时该州奴隶总数的1．92％(《岁月》卷1，页53)，确实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恶劣。但这些数字是否也说明了那时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场里的黑皮肤工人毕竟不是像北方工厂工人似的独立自由劳动者，而是牲口般地被白人奴隶主任意买卖和鞭笞的奴隶呢?两位作者用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是否有一定的作者自己的推理或想象呢?据说《岁月》出版以后不到10年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责难评字早巳超过2卷原书的总字数，不少原来新经济史学派战友也对书中一些论点表示了疑虑、惶惑乃至愤慨的心情。例如保罗·大卫(Paul A．David)和理查德。萨枢(Richard Sutch)等人早在1975年就批评《岁月》“既没有证明美国奴隶受了远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好的待遇，也没有能为新经济史学的力量和效用提供一个实例”(《跨学科史学杂志》5：3：446；《经济史学探索》Ⅶ：339)，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岁月》的作者们虽然也搜集了不少原始历史资料，但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它们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因而完全不涉及社会伦理道德，不涉及社会群众心理，不涉及作为人的、有知觉、有感情的奴隶，于是成了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著作，当然不是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著作。

《岁月》的失败标志了新经济史学革命的终结。许多经济史学家，其中当年不仅同情而且积极带头倡导这场革命的，也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便是这样的经济史学家之一。他和福格尔是新经济史学革命的两大领导人，原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是19世纪美国经济史。据说福格尔80年代以来是在芝加哥领导人口学研究，诺斯则是从19世纪美国史的研究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从古至今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在1973年和1981年先后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人合著)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两本著作都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分析经济史的框架”。这也就是说，两书本身都不是历史，而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理论。它们的特点是把传统经济史家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建立的经济内外部因素的界限拆除，把有些如同所有权、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过去属于法学、政治学或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一律纳入经济史学的范围，用经济学理论，即便不是新古典派理论，也是根据理性选择、交易成本等基本经济原则推导而得的经济理论，而不是法学或政治学理论来作解释，所以两书只能说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理论。诺斯1981年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新经济史观，一套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历史理论。

诺斯和福格尔是两位杰出的以经济史学起家的经济学家，分获199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奖是对他们在经济学而不是在经济史研究上所作贡献的奖励，那么他们两人有什么经济学贡献呢?从1991和1992两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分别是用经济理论分析法制和用经济理论分析社会结构和行为的经济学家的情况来看，答案就十分清楚，诺斯和福格尔的贡献在于用经济学来注释历史，从而为西方经济学开拓领域，扩大影响，以至于，按照诺斯的意图和设想，全部人类历史都成为经济史，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

如果以上所述是近半个世纪来西方经济史学发展的大概情况，我们经济史学者能从上面获得什么启发或认识呢?

三

(一)我们的史是学研究

历史学在今天已完全是一门，其基本任务，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或学等一样，是理解过去和现在社会面临的，增进有关问题认识的知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1)前者研究社会某一事件的具体经过情况而后者则是有关事件的原理原则；(2)前者研究社会整体，需要运用多门社会科学来帮助选择和史料，因而必然成为它们的公共论坛；而社会科学的原则探讨，可以分门别类单科进行。正由于如此，希克斯在1942年的经济学入门书中可以把经济史学跟经济学等同起来，到1969年在他的《经济史理论》中(牛津出版社，1969，页Ⅵ，2)也表示应把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史、思想史和史)的公共论坛”了。

(二)我们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

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界限大概永远难以分清，恐怕也没有必要去勘分清楚。比较更重要的是同社会史学家尽可能合作研究问题。基于下面的考虑，这种合作尤有必要。(工)历史的特点。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复杂社会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社会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体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民构成。士(知识分子)是领导阶层，也是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家庭、宗族(社会制度)与国家政权同一结构体制，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不是理性选择成为二千多年来政教社会的行动准则；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国民生产的一贯主体，因此，从中国历史特点考虑，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我们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2)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问题。历史研究应能有助于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理解。迅速而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中国今天的国是。西方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对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有一个从侧重经济到侧重社会因素的转变，认为社会(政教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样有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对我国来说，在当前经济发展已经相当迅速的时候，对社会因素的历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相对低廉，有利于工农业生产发展，但同时它也阻碍技术改革，增加了、社会福利和普及等方面的困难，从而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因素。这是一个与历史上的家庭、家族和社会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史研究课题。

与人口问题情况相似的社会文化史课题还有不少。其中近年来在海内外的一个热门题目是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它的直接间接渗透整个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今天，确实值得好好研究；但就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人民来说，由于基本教育未能普及，多数人口还是文盲，泛滥各地的形形色色原始落后的迷信活动大概是危害最大的负面社会因素。

此外，我们还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联系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来研究我国历史以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总之，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在社会经济史上可以作出贡献的机会是不少的。

(三)关于数量分析

数量分析是西方经济史学一大特色。6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派打出的两面革命旗帜，就是数量测度和经济理论。过去我们把西方经济史学界这种对于数量分析的重视归功于英国克拉潘(J． H．Clapham，1873—1946)1928年在一篇中提出的历史事件数量四问一一多大数目、经历多久、多经常和多大代表性，其实西方国家的注重统计和数量测度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

17—18世纪，欧洲荷兰、英、法、普鲁士等国为了在当时尖锐的国际斗争中，准确掌握彼此实力，十分重视统计和国势清查，在理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英国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思称他为“政治经济学之父”，但他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可能还在于数量方法的应用。在配第看来，科学意味着度量，他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逻辑推导与数量事实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了后来(1897年)马歇尔称为“不仅是数量的而且是数目的经济科学”一一“政治算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说过：“经济学在能够用数字得出结论之前，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得到任何威信的。”(《从马克思到凯思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109。)对于经济学，大概也只是对于经济学来说，数字和数量分析是重要的。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数量分析又怎样呢?

答案要看下面三种情况而定：(1)我们打算研究什么具体问题，(2)为了什么目的和(3)有什么样的资料?

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史，而是社会经济史，甚至是全部中国历史。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也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变，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验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至于比较单纯的经济史研究，数量分析的需要和可能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料。

我国历史资料十分宏富，其中有数量分析可能的资料来源是各类图书、明清政府档案、民间各姓宗谱、房地产契据、商铺账册和各地祠庙碑文。宗谱等散在民间的资料，“文革”十年动乱中遭大量损毁，但也许仍能搜集到一些性质大体一致，可供统计分析的时间数列资料。

当然，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我们这种数量分析不能背离历史来进行。我们的社会经济史还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主来研究。

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