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研究

1、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经过了3次大的起伏。

第1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从1981年左右开始发动，到1984年到达高点，然后逐渐减速，于1990年到达最低点，完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1个循环。

第2次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从1991年开始发动，到1992年到达高点，然后逐渐减速，在1999年前后到达低点，完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2个循环。

第3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也就是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它在2001年前后表现出加速的特征，到目前为止，仍然在上升通道中运行。这种起伏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周期性，周期的长度约在10年左右。正是这种周期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但是波动的幅度是逐渐减弱的。它在1定程度上说明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中国转轨过程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进行各类经济决策的主体不断分散化。

注：难道今年是拐点？

2、对经济周期中的投资与消费的调控

在研究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时，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当然是更为理想的指标，因为它们本身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它们的细分，还可以进行相关的更深层次的分析。但在我国目前的进度统计中，并不统计和公布支出法GDP的相关数据，它们在第2年出版《统计摘要》或《统计年鉴》时才能看到。如果到了这时候再采取宏观经济措施来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最佳的调整时期早已经错过了。因此，我们在日常的宏观需求管理中，更多地使用的指标是两个与之相联系的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社会消费品0售总额。

3、对GDP、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的研究

1981－2003年GDP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社会消费品0售指数的时间序列，我们利用它们进行3者增长关系的分析。

根据算术平均数计算，从1981年至2003年，中国取得了9.5%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对应着这1增长，投资和消费也在迅速增长。其中，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数来反映）达到13.2%，高于GDP年平均增长速度3.7%，消费的平均增长（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社会消费品总额指数来反映）为8.6%，低于GDP年平均增长速度0.9%（见表5.16.2）。这种增长格局的结果是在支出法GDP中，投资率的比重不断增加，消费率的比重不断降低。在GDP、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中表现出来的另1个特点，就是增长波动性上差别。如果我们分别对1981－2003年的GDP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社会消费品0售指数的时间序列计算标准差，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3种增长中，投资增长的波动最大（10.97%），消费次之（4.8%），GDP最小（3.05%）。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GDP、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当然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但要改善对于消费的供给，就必须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但如果过分强调投资或积累，就会影响人民生活，反过来影响消费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如何处理投资和消费（或者说是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问题，1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通过我们对改革开放以后经济GDP、投资和消费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在对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时，在发展速度的调控或安排上，目前应该遵循的原则和顺序是：投资（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度量）的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9%的邻域里，高出的程度大约在4个百分点左右；消费（以消除了价格变动的社会消费品0售总额度量）的增长略低于GDP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速度9%的邻域里，低出的幅度大约在1%左右。虽然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经济周期等方面的影响，宏观调控对增长速度的调控不可能这么精确，但是，如果波动幅度过多地偏离这1标准，就有可能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为经济增长造成1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在经济增长中，GDP、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的波动幅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中影响投资和消费的主要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投资主要是受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即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预期的影响；而消费则和消费者收入水平及改善的程度有关。因此，经济增长中投资增长速度的波动往往要大于消费增长速度的波动，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更大。正因为此，在宏观调控中，对于投资增长速度的观察和调控，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并通过对投资和消费两方面增长速度的引导，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4、中国在未来的10多年中应该加以高度重视的

第1，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第2，能源和环境。

第3，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问题。

5、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的计量及其经济增长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查德·斯通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说，在西蒙·库兹涅茨那里，国民经济统计注重得更多的是经济增长，那么到了理查德·斯通这里，经济发展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98年，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他长期在英、美两国进行人类福利和贫困的研究以及在编制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其指标体系上的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