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1 问题的提出，内外部失衡

    每当我国经济出现高投入、高增长，表现出1定程度过热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被反复的提出来。增长质量或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内部失衡，有效需求中消费不足，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滞后。

外部失衡，主要是指由低附加价值产品出口形成的高额国际贸易顺差和高额国际收支盈余，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由此造成中国对外经济溢利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与国际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目前内外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

2 产生的原因

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则由消费和投资两个因素构成，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变量则有工资收入、资本存量和利润，此外，收入分配也是影响有效需求的重要因素。[1]

造成内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投资效率低，属于传统的粗放型，高积累低消费的增长方式。

1过度投资造成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高积累低消费造成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同时存在，厂商销售困难，只能靠出口支持。另外，从建国以来，我国走的是旧型工业化道路，所谓旧型的工业化道路，指的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走过的道路。它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增长。为了为现代非农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积累足够大量的资金，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国家主要通过抑制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甚至工人的消费水平来进行强制化的积累。抑制农民消费水平的手段除了农业税之外，主要依靠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原始积累的另1部分来自工业部门本身对工人消费的抑制。

2资本积累使经济的技术和生产组织发生变革，导致收入分配关系发生变化。大量投资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产生负面影响。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比率，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会抑制劳动者生活的改善。并且由于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资本分配比重的提高会加剧功能收入分配中的分配差别的扩大。我国近年来在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有1定关系。[2]

3预期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与传统观念的影响。

4转轨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尽管这和市场根据不同人的能力给予报酬有关，但是，差距过分扩大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在1系列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下，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官员和那些接近官员的人，就更有可能凭借权力寻租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以寻租为主要形式的腐败近年来在中国日趋严重，渗透到各个权力部门时，这种机会不平等就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推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使企业家将才能大量运用到寻租领域，而从事创业等生产性活动的动力减弱。[3]

3 理论回顾，前人的理论：

标准的解释是，古典经济学中，利率是由贷款市场（或凯恩斯的债券市场）决定的。货币利率取决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这与相应的投资与储蓄相同）。人们很少指出投资可以由贮藏与银行信用通货膨胀来融资。李嘉图否认信用能够创造资本。我们会检验这样1个概念，即信用扩张1刻也不能鼓励增长：它不亚于相反的概念“强制储蓄”。投资从来不由贮藏融资的思想容易处理。贮藏的意思是把货币收入从当前的支出中撤回来用于非消费的目的，比如获得金融资产；换句话说，增大现金余额（the building up of cash balances）。在古典阶段，术语总是用于轻蔑的感觉（pejorative sense）：只有守财奴才会增加其货币贮藏超过为交易目的所需要的最小限度。严格说来，对于贮藏是反常hoarding is abnormal的典型的古典评论意味着人们从未把其储蓄加入现金余额。也从未把现金余额用于投资融资。超额货币需求完全等于0，我们回到了say’s Identity和未决定的绝对价格。

在1个货币经济中，储蓄与投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总是等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但是在均衡时这是真的，因为均衡是在给定条件，即人们满足于其持有的现金量。显然，对古典经济学的1个1致解释意味着对如下命题的否定，即有计划的储蓄与计划投资完全相同。这种陈述简直就是用古代的可贷基金理论的语言表述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由于古典经济学家持有say’s equality而非say’s Identity，他们必须允许凯恩斯主义的可能性，即有目的的预期储蓄可能不会实现。间接机制具有其优点，即把关注焦点集中于借贷市场的需求方（作为利率的函数）。对每1个实际储蓄的供给和银行信用就有1个价格水平，使利率等于给定的资本回报率，以确保贷款市场的均衡。显然，如果预期储蓄超过预期投资，则利率将下降，价格水平会上升，直到恢复到均衡。这种讨论与凯恩斯主义式的讨论两者之间的唯1区别在于，据凯恩斯说，储蓄是收入的函数，而在古典分析中，储蓄是利率与价格水平的1个复杂的函数（通过投资机会的特征）。在凯恩斯那里收入使生产均衡变动；价格与利息使生产均衡变动（在古典理论中）。

所有这些都被1个事实掩饰了，即古典经济学家几乎从来没有用过投资这个词语。他们讲的储蓄是指（不是过程）而是储蓄的结果，即实际的资源被储蓄了：由于他们储蓄已经包含着通过投资的手段转化为额外的资本装备。这表明，储蓄与投资是1致的，但是，这不是他们实际所想的。确实，没有拼出均衡调整经常使古典作家在1开始就假定采取比较静态的结果，并且讨论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这些变量总是处在均衡状态。

虽然许多古典作家没有明确的区别，1方面的saving与lending，另1方面的investment与borrowing，他没有讨论储蓄与投资单独决定利率。可贷资金利率理论（货币市场的状态影响了利息率）在Thornt0n与李嘉图那里就有，且在Mill的BookIII，23章中。当J.S.Mill把储蓄定义为收入“没有消费掉它们的人把其储蓄起来”。贮藏是没有消费掉的收入，我们只能猜想现代意义上“预期的储蓄”等价于古典的储蓄加贮藏，因为预期储蓄超过预期投资的超出额在现代分析中产生同样的经济效果（正如古典经济学中增加贮藏1样）。[4]

1 生产与消费理论

马尔萨斯的gluts理论

刚性银行利率使货币存量落后于总产出的增长，这使得价格水平下降，由于工资也下降，这导致整个经济losses。但是马尔萨斯好像并没有这么想，他想表达的不是暂时的过度生产的可能，而是永久性的过度生产的可能。没有不生产阶级的外生消费，资本积累的过程会导致长期停滞，这是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

马尔萨斯的案例

马尔萨斯使事情对他来说很困难，他拒绝所有纯货币的供给过剩的解释。他也没有用工资与价格的不灵活去证明他的论断。更糟糕的是，他假定，储蓄意味着“conversion of revenue int0 capital”，储蓄是对积累的synonym。“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他说“不会认为储蓄仅仅是贮藏”，可贷资本的超额供给（由银行信用创造的）都通过市场利率的下调而被吸收了，价格水平也上升。马尔萨斯没有dispute thornt0n-ricardo的“间接机制”的讨论。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著作中有凯恩斯式的打破主流的分析，使储蓄成为收入的函数，而非利率的函数，所以过度储蓄通过收入水平的下降而消除了。马尔萨斯是跟随斯密的“储蓄是花费”理论（见2章，14节）。在这样1个模型内，就很难deduce1个暂时的由过度储蓄导致的有效需求的不足。马尔萨斯的目的是ambitions。归根结底，其理论是1个典型的消费不足fallacy。而其作品构成underworld doctrine的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章节。让我们digress1会儿，考虑消费不足理论的标准讨论。

消费不足理论

消费不足的观点是，封闭经济中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总是不足的，或者总是威胁至不足，以cost-covering价格购买所有商品。这有原始的和成熟的两个版本。原始的版本只是忽略了1个事实，即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这意味着大部分消费者是工人，他们不能买回其生产的商品，因为产品的价值超过了工资的价值，从而对奢侈品的消费和服务性劳动是必要的，以确保连续再生产。马尔萨斯正是在好几个地方使用了这1讨论，但是他并不rest his case on it 。显而易见，资本家和地主的消费，以及资本家的投资是工人买不起商品的原因。不过这并不妨碍总产出的价值等于总收入。

更成熟的消费不足版本同意，总收入等于t0tal cost payment。在任何给定期间只要每1时期的投资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都会保持下去。但是投资不仅创造收入而且增加下1期的能力。注意到，每1项储蓄行为都使对消费品需求下降，并且当这些储蓄用于投资时，商品供给simultaneously argumented paradoxically。只当储蓄与投资是interdependent时，问题似乎相当intractable，现在，我们进入了马尔萨斯的position的中心：过度储蓄型的消费不足理论。

For one thing it proves t0o much：它认为购买力总是不足以吸收产出，从而把问题转向解释为什么会有booms。最初，由储蓄产生的gap通过等量投资填补，下1阶段，消费品供给增加，但成本下降（因为有前期投资），这释放了购买力，允许增多的产出的吸收。成本不会下降足够多，投资会上升，而产生额外的购买力。我们回到了incredible notion，年复1年投资以绝对数量增加。

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只是消费不足理论的1个版本。新马克思的版本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趋于下降，从而产生停滞。Hassen-Keynes的战后版本认为停滞是投资收益率下降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些版本的核心思想是消费与投资不能被预期到要增加，以常数比例的增长率。[5]

西斯蒙第

西斯蒙第明确指出，消费能力不1定和生产能力同时增长，如果社会生产发展了，但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工资减少了，那就会导致1部分人的需要的不到满足，消费便会随之减少。也就是说，消费决定收入，收入决定生产，劳动者工资不断减少产生消费不足。当时欧洲主要国家都有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与消费不协调的事实，有力证明了“必然均衡论”的错误。

马克思

马克思的阶级对立，资本增殖，消费不足，产业后备军理论。马克思的两阶段模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积累的推动下），1方面，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日益增多，资本和剩余价值转换又形成积累，企业竞争造成的吞并、合并又形成集中，最终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1小撮大资本家手中；另1方面，广大工人阶级则只能维持生存，甚至遭受绝对贫困化，从长期看虽然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将起作用，但工人阶级仍将遭受相对贫困化。贫困化1方面激化了政治上的斗争，另1方面又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引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破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基础，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灭亡。这就是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变动情形——经济增长（周期性的）伴随着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6]

奥国学派

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过程。米塞斯哈耶克的市场过程，企业家理论。

新古典的欧拉定律，萨伊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农业为主体的第1产业的就业人口将会不断减少，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第2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将不断增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配第-克拉克定律”。[7]

当古典学者断言不可能有gluts时，他所想的不是阶段性危机，而是长期停滞。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吸收生产力的能力的常数增长，而不必为体系本身的限制所打倒吗？say’s equality提供了1个肯定的答案：有灵活的价格体系，就会趋于full-capacity均衡。古典学者从来没有严密的建立这个命题。但他们呼吁1个多少完全有效的比较静态讨论。

是凯恩斯的争论，1个完全竞争的成熟的经济事实上不会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工资与价格的刚性，低的投资需求的利息弹性，流动性陷阱——其中的任何或者全部就有能力或1般的阻碍达到充分就业均衡。而且，他可能会说，即使say’s equality是有效的比较静态讨论，它没有表明充分就业均衡可以动态得到：移向均衡的时间过程会移到均衡点自身，所以均衡是永远追求的但是永远不能达到。但是尽管同意say’s equality理论上的正确——并且它走的足够远去否认悲惨的永久性生产过剩的可能——并且指向剥夺其在发达国家的实际重要性，凯恩斯选择不是去攻击say’s Identity，他把其归功于他之前的旧学者。作为凯恩斯的批判的结果，萨伊法则便赋予了1个重要性。在古典和新古典理论中。[8]

2 生产与收入分配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凯恩斯还专门提出了“消费倾向基本规律”，即，其1，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收入也增加，消费需求最主要取决于收入量。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不如收入增加那么快。所以消费需求变动同收入变动保持着函数关系。其2，储蓄是消费的反面。他明确提出，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但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比例是递减的。这样，收入与消费之间就出现1个差距，社会越富裕，收入越增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这就需要用越来越大的投资去弥补这个差距。其3，他明确指出，1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或归宿，都在于满足消费者，总需求来源于现在消费或为准备未来消费的现在生产。因此，生产方面的有效需求，最后都来自于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等。[9]

后凯恩斯的再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将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3个假设条件：第1，资本——产量比率或资本生产率不变；第2，均衡条件，储蓄等于投资；第3，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平均储蓄倾向皆为常数，单前者大于后者。[10]新剑桥增长模型强调将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放在首位，以避免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此消彼长（工人贫困资本家富裕）相互对立的矛盾制约经济均衡增长的观点，第1次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中。[11]

库兹涅茨倒U型变化规律

认为收入不平等在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2：1增长是储蓄和积累的函数，但是储蓄和积累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2增长是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进行的，通常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比农村更不平等，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中更不平等部分的增加。

收入不平等由恶化转为逐步缓和，必定是受到其他因素的抑制，库兹涅茨指出了3种抵消因素：11系列法律干预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税制、救济法等等。他认为这些干预性措施对收入不平等由恶化转为改善起了决定性作用。2人口变动。他指出，家庭控制首先在富有家庭中展开，因而人口中富人的比重减少，由此导致若干年后固定比重的最富有阶层中就有了收入相对低些的人口进入。3现代化社会的动态经济性质。技术进步加快，新兴行业不断出现，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的比重在总收入中逐渐减少。[12]

刘易斯2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意识到分配差距可能会出现扩大的变化趋势，库兹涅茨则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猜测会出现倒U型变化规律。[13]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积累则是国民收入中归劳动者的绝对份额大致不变，相对份额不断下降，而归资本的份额则绝对和相对的逐渐提高的结果，即资本积累是收入差别扩大的函数。因此，归根到底，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正相关。[14]

刘易斯等人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实际上是以劳动和资本两类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收入分配关系的。在商业化转折点前，劳动因供过于求，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维持在生计水平或略高于生计水平而固定不变，资本收益则因此而不断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别在转折点之前达到最大。在转折点之后，劳动变为稀缺因素，其收益开始上升，资本则相对处于较充裕状态，其收益则转而下降。这样，两部门理论就解释了倒U曲线的全过程：不平等现象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逐步上升，然后是短暂的稳定，在发展的较高级阶段转而下降。[15]

林毅夫的增量改革理论

林毅夫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扭曲在于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赶超战略传统观念（学习苏联积累优于消费的做法）。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迅速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向优势战略的转变。[16]

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是从增长源泉角度分析的，在广义生产函数框架下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对产出形成的贡献，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是以消费自然实现为前提的，消费与生产不存在结构性差异的变化趋势，但是当分配差距在某1阶段持续朝着单方向扩大变化时，就不能不考虑由于分配差距变化对消费产生的宏观影响，进而又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制约作用了。[17]

4 基本国情，理论模型与数据分析：

如果判断我国改革以来几次重要的市场非均衡状态，那么可以粗略认定，改革之初的短缺经济是历史上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1998年供给过剩是在基本需求满足后，产业结构未及时调整的1种相对过剩，2003年之后的投资旺盛是工业化进程的1种内在要求。就当前经济运行来说，产品和要素市场上供给过剩和需求过剩同时存在，表明上资金供给过剩，但是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来自正规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18]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当时的总理朱老板开出了这几份方子：1、老百姓不是有大约8万亿的存款不是不愿意花吗，我就搞义务教育不义务非义务教育大范围收费和扩招，住房改革搞货币化分房，医疗改革废除公费医疗，废除原来的养老退休机制搞政府亏空养老。2、针对富裕个人，大力推进汽车产业发展，加快消费升级换代。3、为了维护大国形象，人民币虽然没有贬值，但是提出了出口退税政策已实现实际汇率的贬值，大力推动出口创汇。果然几年下来，这些政策大有斩获，可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