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2)

　　按户籍是否变化分类，所有的迁移人口可分成两类，即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 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实际上，这些迁移者构成了城市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

　　由上述数据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典的迁移理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诱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而劳动力流动又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理论与事实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就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结果还较少。从现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与数据不同，其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

　　1. 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些学者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蔡昉(1996)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发现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迁移。林毅夫等(Lin，et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Zhang和Song(2003)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的巨大推动力。他们认为，既然省际迁移主要是从内地的农村迁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减少内地与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仅可减少这种迁移，而且可为广大内陆省份提供大量的发展机会。Wu和Yao(2003)在人口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下，运用需求导向模型，对中国的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迁移产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分别从“收入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两方面做出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将愈来愈关注其转移的成本以及决定其转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

在家庭层面上，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转移持续时间增加2%。都阳等(Du，etal.，2005)研究了中国的迁移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穷的家庭更倾向于迁移。杜鹰(2006)在对四川和安徽两省调查资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等偏低收入户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最低收入户和贫困户而言，他们主动利用这个机会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某些基本条件的缺陷制约了他们的迁移。

　　Zhao(2005)指出，这些发现与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没有回答V形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还太少。

　　2. 劳动力流动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现有的文献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迁移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认为，中国人口流动地区分布的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差距，其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二是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 (王小鲁和樊纲，2004)。然而，迁移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姚枝仲等(2003)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相等。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重要作用。林毅夫等 (Lin，etal.，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李实(2003)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穷地区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因此，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庆等，2006)。同时，迁移并不能通过自身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Du，et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结论是，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孙自铎，2004)。

　　3.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国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昉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他归纳了四个条件：一是迁移应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二是流入劳动力有机会且比较稳定地实现就业转换；三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应从不均等趋于均等；四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性障碍，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被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导致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需求还不足以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还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这样，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选择务农，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开流动成本抵消作用来看，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具有高工资和福利的计划控制部门，这部分差距处于制度保护之内，不能通过人口流动或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场主导部门，农村劳动力因其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禀赋而在城市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这也是人口流动没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同时，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