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的三大认识误区(2)

　　1、领先地位难以长期保持。中国成本领先战略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尽管有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使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但是长期的低报酬将难以为继。原因在于：首先，农民的权利意识已经有所提高，对于进城工作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开始回应。其次，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预期提高，从而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同时，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并不是中国所专有。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工资提高的压力越来越大，外国的很多加工贸易已开始向其他国家发展，如向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将更难以维持此竞争战略。

　　2、容易造成产业同构现象。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四大产业集群，苏州、温州、晋江和温州的企业中都存在产业同构的问题。外资引进后，一旦某地出现新的产业和产品，由于企业只要引进外资就能拥有相同的技术，成本低，其他投资者将纷纷效仿，进行重复建设和复制，造成区域内或区域间产业结构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产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确定上呈现出某种共同倾向。产业同构造成的企业间独立生产，使得外向型加工区域内企业缺乏产业的上下关联关系，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将削弱各自的竞争力；简单重复的模仿，使企业生产的规模受到局限，难以获得规模效益。

　　3、遭遇反倾销和技术专利。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为竞争优势，但是发达国家通过反倾销和专利的手段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压缩了中国企业的 “成本领先战略”的生存空间。中国已成为国际歧视性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产品以低价取胜的地位难以保持。包括在西班牙发生的温州出口鞋被烧事件也反映出低价策略的步履维艰。在外资企业中，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而只是加工工厂。尽管中国出口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薄利多销”，但交给跨国企业的技术专利费使中国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四、策略建议

　　丹尼·罗德瑞克在《让开放发挥作用》一书中指出：开放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开放是各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本国经济增长的平台。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必须走出利用外资的认识误区，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的发展模式。

　　1、重视外资质量，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由于中国投资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依然要积极地引进外资，但必须更加注重利用外资的质量，不能盲目的追求引资的数量。因此要适时地调整政策，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强化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大力引进对产业升级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项目和企业，着力引进跨国公司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的投资项目，引导外资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服务。外资政策应从大力引资向积极选资转变，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克服“外资政绩观”，把握引进外资的自主选择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投资鼓励政策应逐步从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转为按照产业划分，解除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鼓励向服务业、现代农业的投资；产业政策应从以发挥比较优势为主改为尽快转变比较优势，促使生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转变。

　　2、增加迂回生产过程，促进技术的生成。国家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于企业，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国际分工使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迂回化生产过程游离到国外，技术创新缺少了生产中的实践基础和载体。因此必须加强我国企业的整合度，延长生产线在国内的长度，在迂回生产的过程中促进技术的生成。把简单重复的小企业进行纵向整合，形成以几个大企业为区域主导产业核心，其他企业为之配套的关联产业群，延长了本地企业的迂回生产长度，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形成相互关联的企业后，原本各自独立的资源可以实现通用，尤其是人才资源和研发资源，从而使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以提高。除了技术创新的需要外，产业之间的整合，提高了规模经济性从而提高了外资投资的进入门槛，增加了外资投资的机会成本，防止了那些只看重中国投资政策优惠条件和丰富资源而造成的过度投资，减少了投资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产业整合也提高了本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和降低了风险。

　　3、利用国内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果以人口比例来衡量市场大小，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应该是世界市场最主要的部分，尽管这种算法不一定科学，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早已被世界各国所承认。当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者都把目标瞄准中国市场时，中国企业却忽视了身边的巨大资源，以为参与国际竞争就只意味着要出口，只有“引进来”和“走出去”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表现。中国企业要转变这样的世界市场观念，事实上，赢得中国市场的才是全球最大的卖主。对于国内市场的熟悉是本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偏好，中国消费者容易接受的营销方式等都是外国企业难以一时掌握的市场信息。中国企业产品生产瞄准国内市场，使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引导国际市场的竞争态势，从而国内价格成为国际市场的基准价格，中国产品在出口时以低价获利的压力将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力也将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