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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中国的新工业化思潮

2013-06-01 01:23 摘要：新世纪初出现的新工业化思潮，因应中国目前的工业困境与国家新工业化政策而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出现的主要理论形态有：科学发展观、重化工业论、服务业——工业化论、工业文明论、新工业文明论、比较优势论等。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总纲，其他理论形态都在此主题下展开。其中，重化工业化与服务业——工业化两种理论之间转开了激烈论战，其共识是：新工业化必须以市场化为基础；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要规范并弱化，尤其不应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但在“重化工业化是否为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这个最尖锐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在中国，新工业化内涵有特殊含义，应该包含三个层次：最低层次为产业结构层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个层次上体现为产业高加工度化(含所谓重化工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以及以后的技术集约化；中间层次为制度变迁层次，体现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最高层次为文明层次，体现为工业化与市场化结合以后对社会所有领域实现刷新，人们逐渐地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人的精神得到新的升华。

　　关键词：新工业化思潮，新工业化道路，重化工业化，市场化

　　进入新世纪初，在国家政策触动下，学术界与地方政府兴起了一股探索新工业化道路的热潮，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新工业化思潮。其中流派纷呈，理论形态各异，甚至形成了几次论战高峰，有重大分歧，也有基本的共识。由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实现工业化，被确定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因此，新工业化思潮方兴未艾。本文试着就已有的理论形态和演化轨迹对这股仍在高涨的思潮进行一定的考察，以分辨其中的是非得失，观察思潮演进的方向。

　　一、新工业化思潮缘起

　　新世纪新工业化思潮的勃兴，有深刻的实践背景，但也有政策方面的触动因素。“九五”规划时期，国家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的、粗放的转变为内涵的、集约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十五”规划继续强调要优化并提升产业结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走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来支持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指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要求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并提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5个统筹重要思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更是对如何走新工业化道路的作出了基本安排。这些具有连续性的国家政策与规划安排，推动着新工业化思潮的不断高涨。

　　新工业化思潮的勃兴更重要，也更深刻的是，在已经变动的新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工业化要探索新的路向。即我国工业化在“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 的巨大历史机遇面前，在资源环境人口压力种种限制条件下，如何在日趋剧烈的全球性竞争市场中定位自己。上世纪后期，知识经济迅速崛起，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掀起一场“新工业革命”，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己从100年前的5-20%，提高到70-80%。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与技术，如何在现有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成为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的新机遇，也是新挑战。特别是经济市场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何在这种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环境下，发挥比较优势，开辟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培养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亟需解决的课题。再则，经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大规模、甚至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四大生态系统——海洋、草场、森林和耕地，都在经受日益沉重的压力。我国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为特征的工业化在政府力挺了50多年以后也难以为继。

　　二、新工业化思潮的特点

　　新工业化思潮直接受国家新工业化政策触动并在连续性政策的推动下不断深入，在强烈的实践指向基础上，论题极其广泛，探讨活跃，期间就新工业化能否绕过重化工业化展开了激烈争论，在整个思潮演进过程中，工业化理论得到不断深化，出现可诸多的理论形态，以前有关工业化问题的一些误解得到消除，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也有不少议论属于为政策做注脚，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力度。另外，在“重化工业化是否为新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这个最尖锐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相当的分歧。

　　新工业化思潮议及的论题广泛，涉及到新工业化的概念、必要性、紧迫性、时代背景与体制环境、内容、特点、国际国内比较、地方实践、政府角色、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成败预期等等。期间，就重化工业化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包括：新工业化是否为“新的重化工业化”、重化工业化是否为工业化之必然、中国事实上是否进入新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新的重化工业化阶段是国家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重化工业化是否会大量消耗资源与严重污染环境、目前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推动产业升级还是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化工业出现了高增长，2002年以来又出现了新一轮高增长，一些学者连续发表研究报告和文章，提出“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论” 。争论从200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岁末，吴敬琏长篇撰文，呼吁警惕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认为中国不可能避开重化工业的发展。其后，《经济日报》的《理论周刊》开辟了“我国工业重型化之路怎么走”的专栏，不同见解展开讨论和争鸣。2005年初，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