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新工业化思潮(3)

　　在科学发展观和新工业化政策的触动下，各种具体形态的新工业化道路理论浮出水面，展开了争鸣。其中新重化工业化理论认为新工业化就是新的重化工业化。该理论从现实、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出发，论证重化工业化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中后期不可绕过、必须大力发展的阶段。所谓“新”主要新在：推动重化工业化的主体主要不是政府，而是市场需求和民间投资；实现效率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能源耗用的最小化。基本理由有七：

　　其一，所谓“旧式”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重工业既可能是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

　　其二，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在大国类型中，这一增长阶段特征更为明显。工业化先行国家都是在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后，迎来了服务业的大发展时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其三，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在“十一五”期间，不仅不可能越过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且应该充分利用重化工业发展的良机。唯有如此，才能抓住“关键发展期”，实现新的经济腾飞。

　　其四，中国加入WTO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总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发和品牌，而是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高消费阶段必然要求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以便提供足够多的金属材料和重化工产品来满足市场对住宅和耐用消费品等日益增长需求。从我国的特定国情看，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

　　其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长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础上。投资主体较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不是政府，其中较大比例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其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看好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不应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能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

　　其六，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最大的问题是在当前引起了国内煤电油运的紧张，并引发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升。长期看这个矛盾，则是中国14亿人口要加入到目前总量才7亿人口的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紧张。但这一发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过中国人“自废武功”来解决，并且不能用现在的静态眼光来看，而是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

　　其七，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而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

　　新重化工业化理论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持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作为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的赶超型战略理论，虽然新重化工业化理论强调重化工业化的市场性、技术与效率性、资源能源的节约性、环境的保护性、充分的就业性，但在目前的人口规模、技术力量和体制弊病制约下，重化工业化的加速无疑会造成各方面的紧张。

　　服务业——工业化理论在与新重化工业化理论长期论战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该理论不同意重化工业化之必然与必须论，认为服务业一直是 20世纪工业化的主体力量，重化工业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不符合中国国情，应该按照我国资源禀赋特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分工，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就特别要求我国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弱化政府权力，加强法律法治，建设有限政府，突出市场功能。基本理由如下：

　　其一，“服务业一工业化”是后期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一个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而是很早就发生了的事情。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早期的英国、美国，服务业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

　　其二，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国情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尽量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

　　其三，历史已经证明重工业化优先增长的赶超型战略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搬用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和增长模式，把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投入重工业建设，希望靠重工业超常增长促成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实现。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型化一直以来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

　　其四，产业结构“重型化”，将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放松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上的努力；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造成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