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3)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又出版了克鲁格曼的新作（与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和国际贸易》（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在这之前的关于空间的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那种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他们的模型均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假设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问题，这使得空间问题过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产业集群模型中。克鲁格曼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克鲁格曼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在克鲁格曼看来，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节约是产业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向心力”会在路径依赖和自我预期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效应，从而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强化这种区域的不均衡发展。但是，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些“离心力”，如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集聚的外部不经济（拥挤）、地租的巨大区域差异等。因此，产业集聚是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的。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克鲁格曼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这样，既然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形态发生变化的主线，因此，用“历史的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克鲁格曼也承认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1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三、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集群的观点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贝尔托拉(Bertola,1993)应用内生增长模型来介绍资本及劳动力的转移，如何通过各地的报酬递增使一些地方经济活动在损害其他地方的基础上逐渐集聚与增长，他的模型认为可以通过增加要素的流动促进欧洲的经济联合，并将导致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集聚。波斯玛（Boschma，1994) 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区域，新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活动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影响着该地区集群的形成。恩格尔曼与瓦尔兹(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尔兹(Walz，1996)应用有关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来解释地方上的研究与开发如何产生一个空间集聚过程。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的流动性与厂商对不完全可贸易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那么仅仅因为拥有中间产品数量多寡初始条件的差异，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垂直的产业联系便会导致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沃纳斯伯尔与李茂(Venables and Limao, 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贸易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人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察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市场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对贸易方式或生产方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市场中心的位置与要素的禀赋状况无关，它是外生决定的。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马丁(Martine，1999) 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①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鲍德温(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的垂直联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两种:需求联系与成本联系，据此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复杂的集聚模型。鲍德温认为，仅仅根据前向联系的内生资本产生的需求联系效应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