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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4)

2013-06-13 01:23 简单模型就可以分析产业集聚的许多动态问题，如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区域自由化与产业集聚等。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 & 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如果说克鲁格曼（1991）重点研究了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前提的话，Henderson（1999）则对规模经济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规模经济来源于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如哪个供应商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公共产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担，如果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中间产品投入，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更利于企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开发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继研究往往风险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规模无疑对信息分享、公共产品负担以及研究开发的联盟有重要作用，这是规模经济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此外，Henderson（1999）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Henderson 、Shalizi和Venables(2000)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个虚拟群，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形成动力的新来源，而组织的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传统的产业聚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聚群活动的空间。

    Lanaspa与Sanz(2001) 扩展了不变运输成本后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可以得到各种非对称地稳定均衡，用来解释大的工业带伴生小地工业带的现象，也把基础设施内生在分析当中。他们认为，克鲁格曼的1991年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决定了制造业区位选择的方式:制造业生产的完全集中或者在两个区位的均匀分布。但更为实际的情况是，运输成本并不是一个恒量，它依赖于区域工业规模的大小，而厂商的区位选择受到集聚的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s)与基础设施的交互影响。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多种多样的非对称稳定均衡(asymmetric stable eqilibria)。沃纳斯伯尔（Venables, 2001)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地理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对地理的依赖性；地理仍然是国际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 Goverman、Redding和Venables(2001)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流的方式、要素价格和生产的区位问题，分析了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和贸易成本影响贸易流，认为地理条件是要素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提出了基于地理的贸易流和要素价格影响产业集群产生与发展的机理。诺曼和沃纳斯伯尔（Norman & Venables，2001)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克拉夫特和沃纳斯伯尔(Crafts & Venables,2001)探讨了产业的区域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弱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认为尽管缺乏高质量的制度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Beaudry和Swann(2001)对产业集群的强度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强度的指标，对英国几十个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英国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着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Leo,Braun与Winden(2001)通过对欧洲9城市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集群对城市或更小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产业集群为欧洲一些城市的经济集聚提供了动力和实现方式，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多数城市长期增长战略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 Ottaviano ,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以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①,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 (Myrdal，1957)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①(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 &Ottaviano,2001)认为，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自我强化的不断持续。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Camels和 Romijn(2001)研究在经济自由化和国际经济整合的背景下,技术能力的累积对中小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建立概念框架来分析地理集聚影响技术能力累积的机理,突破传统的产业集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把产业集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集群活动的空间。Fan和 Scott(2003)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双向促进关系，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利用产业集群策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速地区经济发展。 Marjolein与Henny(2003)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技术能力积累对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Marjolein与Henny在以前学者用中观经济学方法研究地区网络中企业技术进步互动的基础上，完善了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构建企业技术能力的驱动因素，从而通过分类把以前失去联系的中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结构框架也产生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新的政策含义。因此，仅仅从企业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对企业的长期增长与竞争力提高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而通过来自区域创新系统的集聚利益有利于单个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而将产业集群、企业技术进步与学习、地区经济增长纳人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Matsushima与 Matsumura(2003)在一个呈环形状的城市区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场的寡头厂商产品数量调整竞争与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表明，空间竞争均衡的最终结果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性质厂商位于城市的一极，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有性质的厂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极，并且，该模型还表明，如果私有性质的厂商的产出数量不受计划当局的控制，那么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便是一种次优均衡。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中特定产业的关注，开启了对垂直生产地理聚集和水平生产地理聚集的研究，巴瑞特和埃克赫姆（Barryt & Ekholm，2003）等人认为，垂直聚集和水平聚集主要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两地距离、两地要素价格差异和潜在市场的大小相关。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低、距离越远、两地要素的价格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垂直聚集；如果两地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两地距离越近，两地要素价格差异越小，潜在市场越大，就越容易导致生产的水平聚集。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Krugman，2004)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共享模型中，劳动者被假设为同质的，这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劳动竞争(labour matching)模型中，劳动者被处理为异质的，这更符合现实，从而厂商在技术空间中能异化它们的技术，增加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浓度，通过竞争外部性导致集聚经济的产生。Crozet (2004) 利用欧洲五个国家的双边劳动力迁移的数据验证了克鲁格曼(1991) 的预测：劳动力会受市场潜力吸引，向实际工资报酬较高的地方迁移。同时，他利用参数模拟的结果表明，由于迁移成本很高，欧洲国家也不可能立即形成“中心 ——外围”的模式，即这种集聚效应的范围并不强。Pons et al. (2004)用Crozet (2004) 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Mccann与Shefer(2004)从复杂、多变的地理—企业—产业的组织关系出发，提出了产业集聚的3种类型:纯集聚模型、产业联合体模型与社会网络模型，并对这3种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不少学者尝试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过程中,构建一个解释产业集群的内生演化框架。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2005年波斯玛和富林肯(Boschma & Frenken ，2005)共同分析了最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并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异同点，最后指出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那么，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观点也将随之不断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