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的制度成因及均等化(2)
2013-08-26 01:06
导读：（二）村级组织提供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 近几年来，村级组织在想方设法发展壮大集体的同时，根据收入状况，因村制宜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直接、有效的
（二）村级组织提供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
近几年来，村级组织在想方设法发展壮大集体的同时，根据收入状况，因村制宜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直接、有效的村级公共服务，但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村级集体可用收入增长缓慢，而公共事业开支大幅度增加。二是村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日常维护大幅度上升。三是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完善。
（三）尚未理顺且事权、财权不对称
由于县（市）乡镇
行政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财权上交、事权下移，哪些农村公共服务该由县（市）级政府承担责任，哪些应由乡镇政府提供尚未理清。乡镇政府包揽农村的行政事务，其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可用财权不对称。一方面，税费改革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但乡镇（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相对缺少；另一方面，乡镇（村）的公益事业支出大幅度增加，诸如卫生保洁、民防综治、合作医疗等，而转移支付比例低且数额小。
（四）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
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薄弱，农村现有的公共产品成本，只能是相对城市低层次的温饱水平，与农村居民的愿望相差甚大。一是在投入方向上，重城市轻农村。二是在事业上，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尚不均衡。三是农民群众的“三怕”，印证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看病贵”，农民群众害怕生病。“学费贵”，供一个子女上大学，每年花费1万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托老养老难”，害怕自己老了没人照顾，“空巢老人”现象比较普遍。
宁波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成因 大学排名 从现实情况分析，宁波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着供给水平仍然偏低、区域分布仍不均衡、配套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追根溯源，这些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支撑等制度性因素有关。
（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为中心及相应的政府驱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固化了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限制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造成了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偏好不足。各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相应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从而忽视了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让利制度及1994年的分，在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权灵活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偏好的偏差程度，政府进行公共投资的意愿加强。1998年至2004年实施的积极造成了我国政府投资驱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和水平不足而导致体制性消费约束，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因此，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出现了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体制性消费不足—政府投资固化—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恶性循环，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而无力实施需求导向型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
（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
由于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受限于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实施城乡非均衡，因而拉大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此背景下，宁波市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优先把公共财政、社会资源更多用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尚显不足，从而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失衡。尽管宁波市近些年来加快了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步伐，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产品转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形成的欠账巨大，再加上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短期内改变不了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窘境。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公共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
目前，宁波市公共财政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表现为：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仍未根本消除，公共财政有时未能体现公平性特征，反而产生一种逆向调节效应，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财政支出结构仍不完善，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支出尚显不足；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目标定位不够突出、运行不够科学、总量依然不足等缺陷；财政法治化程度不够高，动态监管力度不足，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和公平化程度。
（四）公共服务参与渠道不够通畅
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研究探索不足，到目前为止，宁波市仍然以政府投入为主，缺少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质性有效举措，哪些领域应当由运作、哪些领域应当由政府投资不明晰，公共产品多元供给机制尚未形成。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府社会管理模式还不能适应这种变迁的要求。长期以来，政府“单中心”治理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事业单位垄断、国有企业垄断普遍存在，把社会资本、民间资源排除在公共服务领域之外，导致社会组织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还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有效载体。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忽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无疑会极大降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影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范围、数量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