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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养老强化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除上文提到的国家赐予物品和授予爵位外，还可以免除刑罚。汉宣帝曾宣布，凡8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没有诬告和杀人，都不予以治罪。使“以孝治天下”的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从而强化了家庭养老。唐宋时期，敬老和崇文并举。国家建立了“馆”等文史研究机构，组织老年学士修史编志，浚学弘文，起草皇帝诏书，协助科举。另外，单纯的养老礼仪也没有废除，县一级仍有类似于《乡饮酒礼》的正齿位礼仪。这一时期养老特点是朝廷赐予老人一定的虚衔，使他们享有相应的荣誉和生活待遇。此外，《唐书》中还有由国家出面，为高龄老人配备家庭服务人员的记载，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就宣布过给老百姓中百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配备5名服侍人员。强化孝的观念，唐玄宗时要求“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大力保护老年人权利，老年人享有部分免服役权利和财产保护权，不孝子孙要被治罪，《唐律》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
两宋时期，家庭中确立了家长独一无二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家庭中所有的财产都归家长所有，家长不仅有任意处理家庭财产的权利，同时也享有对家庭成员的惩戒权。两宋时期也是传统高度强化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被绝对化，强调子女对父母无条件服从。孝不仅仅局限在物质上养老，而且上升到理的高度，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养老带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国家也在全营造尊老敬老的风尚，例如《宋史》中记载“温州布衣李元老，读书安贫，不事科举，今已百四岁，诏补迪功郎致仕，本郡给奉。”这位普通的读书人只因活到百岁，即享受官员退休的待遇。
元明清时期，家长权威进一步强化。元朝规定即使父母无理杀害子女，子女也要坦然面对。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体察民情，修整礼法，除参照汉代做法外，还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政权建设。朱元璋本人也力行孝道，提倡忠君孝亲，并为老人提供了减免家庭赋税，杂役方面享受优厚的待遇。清朝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朝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家长权威与享有同等效力。明清两代成为继周代和汉代之后尊老、敬老的第三个高峰期。
(四)家庭养老维持期
传统的家庭养老，具有思想强化和实际养老行为强化同步进行的特点。即随着孝道观念由朴素的思想上升到儒家系统的理论，并进一步上升到，实际生活中家庭养老行为也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近代社会后，作为传统封建文化象征的儒家孝道受到猛烈的攻击。批判者认为三纲五常抹杀了自由、平等、独立的基本人权，并泯灭了年轻一代的个性，陈独秀即认为孝道德即是奴隶道德。鲁迅更提出了“吃人的礼教”观点。传统儒家孝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传统儒家孝道受到前所未有冲击的同时，实际生活中家庭养老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战乱纷争，政局动荡，人身财产安全缺乏起码的保障。随之而来的军阀割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灾荒频仍，黑暗，民生艰辛，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的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了动荡社会中较为安全的避风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人只有在家庭的庇护下才得以勉强度日。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的压迫下，中国业日益衰退，农村经济凋敝，国家入不敷出，国家和社会无法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能仰赖家庭养老。
在战乱不断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国家和政府无法承担社会养老的重任；一些民间组织所办的社会养老机构，也因战乱不断，缺乏固定的、安全的场所和充足的资金，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养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家庭养老理所当然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
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发展呈现两方面趋势，一方面是家庭养老思想基础呈弱化趋势，另一方面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养老方式仍然存在，家庭养老实际上呈现出强化的趋势。这样在整个近现代社会，家庭养老总体上保持在以前的基础水平上，处于维持期。
(五)家庭养老争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