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民工荒”的一个解(2)

    (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

    由图2可知，农民工权力的增强使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线逐渐向右上方倾斜，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存在粘性效应，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从部门间生产效率及工资变化看，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部门后，工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应该减少，生产率降低，但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从1990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倍，年均增长率22.5%，投资的增加使其生产率并没有降低，相反在提高。在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的同时，工资增长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提高，城市传统部门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工资比如表1所示，2005年城市传统部门生产效率与农业部门比高达7.10，但是城市传统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比却仅有1.88，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再者，从城乡收人差距看，结构性增长中农民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他们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99年到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人(即农民工外出务工收人)占人均纯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8.5%,31%,32. 6%,34%,35%和34%，呈现稳定小幅上升态势。但2004年城乡人均纯收人分别为9421.6元2396. 4元，相差3.93倍。2004年城市工人年约为巧000元，高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近一倍。可见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过低。

    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客观上要求工资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工资存在粘性效应，没有相应提高，导致雇佣方在粘性工资水平下招不到工人，民工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的现象。因此农民工经济权力和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动态水平面非静态水平线: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一)刘易斯模型简述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即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业、从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对于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说，是一种“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动无限供给”是指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土能够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如图3所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OA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人，即生存收人;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城市中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从K1到K2再到K3)，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从D1到D2再到D3)，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L1到L2再到L3)。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越是扩张，就越是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吸收过去。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工业部门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利用这些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也就是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使农业产值减少。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迈进。

    (二)刘易斯模型的改造和应用

    根据上述图2，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刘易斯模型可以改造成如图4所示。在初始状态下，农村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随着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劳动力供给处于动态的有限供给状态，其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企业及时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工人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矛盾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又恢复水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