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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家族性商社治理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毕业

2015-01-22 02:57 这些大型商社都是被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所控制。1997年7月，韩国前30家大型商社被家族控股的平均比例是43.0%，被家族直接控股的比例是9.3%，已达到相对控股的水平，因此本文将大型商社称之为家族性商社。韩国家族性商社中家族直接控股的比例差别很大，最小的是锦湖商社，家族直接控股的比例仅有2.3%，最大的是Newcore商社，家族控股的比例为36.4%；而家族交叉控股的比例则较为平均。按历史时间分析，家族性商社，无论是直接持股，还是交叉持股比例，自1983年以来，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13年间，家族持股的比重下降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直接持股与交叉持股下降的幅度也是几乎是同步的，但LG财团例外，其家族持股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下徘徊，没有呈现出下降趋势的特征。
　　最大30家商社的家族性特征还表现在这些家族性商社的CEO都是属于创始人家族的，Komm(1999)以LG集团为例，发现家族成员在LG高层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为10.8%，但其影响力点数比例却高达21.6%，说明这些家族成员都占据了最高的管理职位；Nam(2001)对韩国现代财团的研究也发现，会长／社长中家族成员的比重高达76.9%，在副会长／社长中家族成员的比重则仅为7.5%，此外Nam(2001)还发现韩国的最大家族商社通常是在家族内继承的，而职业经理人继承家族商社的仅有1例。
　　　　　　一、韩国家族性商社形成的机制分析
　　Weidenbaum(1996)就认为华人家族企业在东南亚很少达到像韩国家族商社这样庞大规模的原因在于，韩国家族商社通常被视为“国家英雄”。在政府推进重化工业产业政策时，这些国家英雄们，如现代财团的郑周永、三星财团的李健熙等发挥着巨大的创造力，支撑着韩国经济飞跃式的发展。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推动家族性商社成为巨型的跨国公司，扩大韩国的出口水平，一直实施低利率的金融政策（如图1），而正是因为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在促进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为家族性商社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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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
　　图1：低利率政策与家族性商社的形成
　　本文借助Lee,J.(1998)的分析框架对韩国家族性商社的形成与弊端展开说明。图1中横轴代表现在的消费水平，纵轴代表将来的消费水平，Y0代表现在的收入水平。在利率水平没有受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投资规模为Y0-Cc0，图1中曲线斜率为-(1 r0)，此时的利率水平为r0，因此当现在的投资规模为Y0-Cc0时，将来的消费水平为Cf0。韩国政府长期实行利率控制政策，即r'＜r0，导致投资量增加至Y0-Cc1，此时图1中曲线斜率变为-(1 r')，由于此时的投资量Y0-Cc1＞Y0-Cc0，导致将来的消费水平也由Cf0上升到Cf1。由于低利率政策的引进，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社会生产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上升，从长期而言，利率控制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产水平构成不利影响，在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曲线下移，导致在D点产生新的均衡，此时，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到Y0-Cc2＞Y0-Cc0，但未来的消费此时却不升反降，由Cf0下降到Cf2，此时经济规模效应开始下降，投资回报率也将开始下降。韩国家族性商社由于在政府低息贷款的支持下，即使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仍然大量投资，结果导致家族性商社开始“虚脱”，即过度依赖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的利率贷款。
　　　　表1　韩国前30大商社负债率（1997年7月）
　　附图
　　资料来源：FairTradeCommission
　　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模型中商社随着投资规模扩大利润率出现下降的假说。如Ferris等人(1999)提出了商社“过度投资假说”，他们估计商社的过度投资量等于商社投资于托宾Q值中位数为最低的四分之一的子公司的资本支出，并推断过度投资量越大意味着投资于那些利润下滑或无利润产业的规模越大。他们用1990-95年间商社的多元化投资进行验证，发现尤其在1992-1995年间发现商社多元化投资相对于非商社企业而言，更容易出现价值损失。Choi和Cowing(1999)创立了Y=f(TA,EA,ADI,GRS,DBG)模型（TA为总资产，EA为股权资本与TA的比值，ADI为广告支出与TA的比值，GRS为销售年增长率，DBG为衡量企业是否为商社的指数）对韩国1985-1993年间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商社相对于非商社企业而言利润率明显偏低，家族性商社虽然出现高速度增长现象，但其利润率更加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