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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从黑箱理论

2015-03-16 01:36 货币主义理论将货币政策影响经济产出的过程作为一个黑箱，并主张通过稳定货币供给来稳定产出。更进一步看，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制度性因素决定的，从而独立于货币供给行为和短期的经济波动，这暗示在理论上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至少是可以预测的。弗里得曼在其关于美英货币史的经典研究中，从经验证据的角度显示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美英两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确实是相当稳定的，从而为主张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然而，由于金融制度的创新等许多复杂原因，特别是在19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得非常不稳定，其变化的方向也难以预测，从而在操作层面上为稳定货币的主张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图1　　美国货币流通速度（1961~2001）

　　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研究，目前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着眼于使用正确的货币统计口径，如Barnett（1984）发现，通过流动性加权货币统计口径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测算出的传统货币需求方程参数，比使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参数要稳定。另一个着眼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制度性因素。如Bordo和Jonung（1981,1987,1989），Bordo(1997),Siklos(1993)等，他们用货币深化、金融发展和复杂化及福利措施等因素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变化趋势，认为货币深化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复杂化及福利制度的完善则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速。前者在金融发展初期将是主要因素，因此货币流通速度趋于下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后者的作用逐步凸显，货币流通速度呈上升趋势。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U”型结构。目前，有些文献使用货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如lucas(1978),Svensson(1985),Lucas和Nancy(1987)，Hordrick(1991),GiovanniniLabadie(1991)。

图2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现金流通量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保持1：8的比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改革的逐步深入，货币流通速度也在不断变化。黄达（1984）认为，对于货币流通速度，我们既要看到它在年度之间变化较小的特点，也要看到它的确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变量。周峻（1987）认为：计算货币需要量比较复杂的问题是计算货币流通速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现金流通速度有减慢的趋势。林继肯（1991）根据我国1955~1983年的实际资料，运用一元回归方程，求出货币流通速度V与时间T的回归模型：V=9.418-0.088T。其他不少学者认为，影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化过程。之后的一些工作主要在寻找货币流通速度变化（降低）的原因。

　　货币主义理论的基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外生性，并非速度本身的稳定性。在理论上，只要该速度是外生的，就应该可以预测，并据此制定政策目标。操作层面上速度的不稳定反映的只是测量和预测的困难，而不能因此否定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

　　尽管就货币流通速度的外生性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理论，如果我们能够在对中国较长一个时期的具体研究中确认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则通过稳定货币来稳定经济至少可以提供一定的经验基础。当然，这不是说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内不会受到扰动，事实上，这些扰动本身为我们验证货币主义的有效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具体来说，从货币主义的理论出发，如果我们能够预测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则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应该同随后经济增长的波动存在系统和稳定的联系。如果这样的联系能够在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则货币主义的有效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支持，从而为制定政策提供基础。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研究了中国1985年以来M2流通速度的变化，并考察了流通速度对历史趋势的偏离同随后经济波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