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动力：对外开放推动的经济发展（一）(4)
2015-09-18 01:00
导读：则也是出工而节约自己的体力，不出智力，也不学习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劳动的效率较低质量也较差。 2.大量的工程项目投资大、效益低，甚至报废，
则也是出工而节约自己的体力，不出智力，也不学习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劳动的效率较低质量也较差。
2.大量的工程项目投资大、效益低，甚至报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项目，因地质条件不明，水电和矿产等资源不配套，交通不便利、技术工艺不过关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间就成了报废项目，或者投资之日就成了亏损项目，或者产品质量低下，或者规模不经济等等，建国前的30年，不按照科学技术和经济规律搞建设，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3.企业和生产队及农场管理粗放，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行为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对生产工序的统筹、合理的库存、优化的运输等等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数的工厂和农村没有得到应用；在产出讲生产数量，讲社会总产值，不讲消耗，特别是企业内部，投入产出、成本效益观念淡薄，更谈不上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这样的成本意识；而在工作和劳动管理方面，只是计日制，可能3个人的工作5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做，显性和隐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现象非常普遍，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2.国外先进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和借鉴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我们逐步承认了物质利益对劳动行为的刺激作用，放弃了用政治挂帅和第一的方式，恢复按劳分配，实行计件工资，并且工资奖金与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挂勾，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责任心。这点不再赘述。
其次，我们从引进外资和其管理知识中，学习了其科学的管理方法。从管理知识讲，古典管理、行为科学和现代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西方各国的管理文献中学习到的。从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业的预测与决策、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财务、投资、风险控制、库存等等软件，以及计算机控制系统，都为节约管理时间，节约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进的手段。而从外资企业中，我们比较了中外企业各个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日本和欧美等外资企业对劳动纪律的严格管理，看到了港台资企业在成本和财务方面的精细管理，看到了各国外资投资者在投资可行性研究、协议谈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签订等方面的程序化和严密管理。如此等等，对外知识窗口的打开和外资的进入，确实使我们学习和借鉴了许多西方科学的管理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的国有、国有控股和民营企业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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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国外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学到了现代的企业制度，即将企业作为党政单位和工厂，转变为现代公司体制。企业要有明确的出资人，而且，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出资来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和形成资本规模，并且大都为负有限责任的公司，以控制企业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因经营方面而形成的风险转移；我们学习了在出资人明确的条件下，企业内部要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离，以形成有效的制衡，防止经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我们学习了大中小各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财务、总部和工厂、总公司和子公司、经营销售等方面应当选择的合适的管理模式，包括财务、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农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队核算分配的制度，为适应农业生产较为简单的特点，将农田承包到户，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
总之，对外开放，我们了解、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符合经济性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和经验。无论是农户，还是城市中的企业，与30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工作、生产和经营基础。不能不说对外开放是我国30年来，企业经营和投资建设损失减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因。
四、特区、经济开发区、区域开放与经济成长
中国政府在中国沿海，包括一些内陆地区建立的特区、保税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实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有的特区，如深圳，还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权；并且中央在其开始创立和吸引外资时，在税收等方面也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在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特区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政府的机构数量要比其他地区的政府少，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有几种管理模式，如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开发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模式，以及后来的上海浦东等一级政府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的管理，都本着高效、统一、快速的办事原则，设置机构和行政程序。在这里，企业注册、征地、投资、建设和投产验收等等方面的时间，要比其他地区快一倍到数倍。目前，许多特区、开发区及高新技术区，除了管理机构小而精外，还从大厅式集中办公、一站式行政、电子政务、统一执法监督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设。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其实行特殊的体制和政策，有这样几个作用：
一是阻断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对地方改革和创新的制约。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看，动力和突破基本上来自于地方，并不来自于中央各部门积极主动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门对地方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开放举措，大多都按照部门的文件、规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权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制度变迁的特点为诱致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违规”起步的，先是由诸多的议论，部门频繁的检查和批评；当改革出了成绩，并为学术界、社会舆论、管理各部门的政府、党组织直至中央领导肯定，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才有可能转变看法。因此，给特区和开发区在机构设置、变通法规和行政审批等方面以较大的权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级政府各部门的不利于改革开放的常规性管理，使改革开放能进行下去。
二是引进、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并形成与国际惯例和规则等接轨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这样的体制下，从政府对投资和企业的管理讲，企业有主管部门，生产和销售要有计划，土地是无偿划拨的，没有企业法等等；我们自己管理的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还没有管理过外资企业，也没有搞过中外合资企业。而国外来注册和投资的企业，包括与中国企业合资，其适应的是国际通行的企业体制。这种局面下，需要特区、保税区和开发区等，按照国际上市场经济、通行法律规则等等，去建立没有特区，以及后来的保税区和开发区等等，按照产权清晰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注册登记企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企业的规则，取消企业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监督管理的规则，成立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形成企业、市场、监管等法律和法规，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应用于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