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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入世”对我国补贴制度的影响(2)

2016-02-25 01:07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1)
　　《东亚奇迹》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及东亚经济研究人员的很大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心也是该报告设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其结论部分所主张的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展开了议论。
　　在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中，只有在日本的议论是重要的。也许可以将日本的议论总称为“日本式方法”（稻田十一）（表1）。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已根据东亚的产业政策（动态的比较优势）和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经验指出了市场原理的界限。石川滋提倡“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方法”（促进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达），原洋之介也很重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和金融业者的中介机能）。而且都像白鸟正喜做出的恰当总结那样，假设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不能取得进展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而使市场机制没有起到作用的缘故，因此他们均驳斥了“如果政府停止市场干预，经济将会发展”这一前提的虚构性。
　　对《东亚奇迹》的批评(2)
　　下面拟就我们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批评做如下3点叙述。
　　第一点是关于分配的公平问题。该报告叙述道，经济的高增长和收入的均等化已经并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其后的讨论。我们对东亚以GDP为基准的经济高增长（其统计的信赖性）并没有异议，但关于收入分配，却有很大的探讨余地。像该报告那样对东亚的长期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进行研究时，长期保持同等质量且可用于国际比较的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前提，但关于收入分配，也因对东亚的收入分布的研究比其他地区晚，这一条件未必能够具备。为此，人们认为东亚的收入分配已经公平化的命题并未充分地令人信服地得到确证。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东亚当中，例如泰国及马来西亚等不仅没有出现收入分配的长期均等化动向，而且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例如，上述的贸发会议的《贸易发展报告》（1997年版）认为，关于东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且已经下降的老一套记述是错误的，东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乃至更为严重。因此，将经济高增长和收入均等化作为当然的前提进行其后的讨论，这种研究方法尚有问题。
　　第二点是关于市场的失败(marketfailure)。该报告的确也提到了市场的失败，但那只是从政府主导对付市场失败（促进民间企业的协调行动及设定明确的业绩基准等）这样一种狭隘的角度来探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东亚的经济发展引起了水和大气的污染、工业废物的增多、热带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蚀等严重的环境破坏这样的市场失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实际情况。《环境白皮书》（1992年版）也认为，“（东亚）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经济开发，并不断取得了成功。但却出现了因缺乏对环境的关心而破坏了产业基础的现象。工业生产中环境对策的缺乏、自然资源的过剩引起的掠夺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扩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经济主体仅追求眼前的利益、难以采取顾及环境的行动。另外，该白皮书还指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关环境恶化时遭受损害的知识未必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场的失败和政府及企业的责任和作用。尽管如此，该报告的无论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这样并不能阐明东亚经济发展的全貌。
　　第三点拟探讨一下该报告设定为主要课题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于战后至今发展中国家开发论的变迁，高地康郎在进行广泛而出色的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进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开发论占主流、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的状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其背景有：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负增长、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交易条件恶化、累积债务和偿债义务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这样一种深刻的经济危机，作为其对策而提出的结构调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债务问题便遗留到了90年代。随后，如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进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其理论根据就是以市场机能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预的新古典派经济学。这样，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人们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的界限，也开始追求开发理论的新的展开。为了响应这个新的课题，世界银行提出的正是亲市场的方法，将这一方法用于东亚而编写出来的报告就是《东亚奇迹》，这些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亲市场的方法中，虽然提到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但这只不过是处于新古典派开发论的延长线上。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白皮书》（1992年版）已经做了驳斥。该《白皮书》坚持认为在亲市场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动与其说是经济管理，不如说是属于社会投资的领域，并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人们证明其没有害处之前总是有害的，但那离一直致力于解决“人类最深刻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