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3)
2016-03-18 01:03
导读：正是由于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
正是由于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弗里德曼还分析说，“权变”货币政策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控制利率和失业，待这一短暂的时间一过，利率和失业便会迅速反弹，货币政策非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因为政府通过调整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供应，虽可在短期内压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扩大就业，但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厂商和居民户开支的扩大，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从而不仅使人们对货币—量的需求增加，而且对商品的需求也增加；随着需求大于供给，物价水平必然上涨，结果会使原来下降的利率重新上升。同时，当人们预料物价将继续上涨时，贷款人会要求而借款人也愿意付给较高利率，于是利率将回升，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这样，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利率上升趋势就会愈加强烈，厂商的投资热情将会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发生萧条。政府只得又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压低利率、刺激投资和缓解失业，结果又会在奏效于一时之后重回老路，形成货币供应量扩大——利率下降——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紧——失业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的怪圈。可见，政府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不讨好，还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使物价水平趋于稳定，使经济的大幅波动得到抑制。那么，这一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如何确定?弗里德曼说：货币监管部门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只需盯住两个指标：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是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根据估算，弗里德曼指出，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3%，再考虑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之间。弗里德曼说，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货币供应确定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监管部门始终遵循这条航线，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大幅度波动才可能得以避免，有利于各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货币环境也才能得以建立。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货币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更是唯“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这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中国2002年至2006年货币供应(M2)年平均增长17.1%，而同期GDP年增长10%。可见，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偏快。为稳定物价，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不妨借鉴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到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可把货币供应(M2)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4%左右。利率应根据货币供求状况去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影响最大，为防药猛伤身，央行轻易不要动它。至于公开市场业务，也应纳入货币供应总盘子一同考虑，不可作为瞬间调节货币供求的应变措施。
四、经济增长：控制总量还是调整结构
对新近一轮的宏观调控，是控总量还是调结构?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是点刹，不搞一刀切，而且要适时、适度、有效。言下之意，此次调控非比往常，针对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