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2)
2016-06-03 01:01
导读：三是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滋生蔓延。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体系，工资立法有关规章层次
三是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不合理不合法收入滋生蔓延。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体系，工资立法有关规章层次低、操作性不强；在工资的发放上缺乏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内部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工资外收入较为普遍，不少地区的津贴、补贴已超过基本工资；企业内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出资人对企业的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监管，致使有些企业趁分配方式调整之机变相提高职工收入水平或增加福利，使得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工资性报酬高，形成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账外分配的格局；经济转轨期收入列支渠道混乱，一些人巧立名目设立账外账套取现金，各种隐性、灰色收入大量存在，造成国有资产和税收的流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缺乏法律规定，致使少数企业高管人员借机侵蚀国有资产，牟取不正当利益。
二、再分配过程的不公平问题
再分配注重公平，发挥政府的调节职能。但由于作为调节手段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大了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
一是税制不完善，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其一，我国个人所得税为单一税制，不能根据纳税人的综合税负能力来确定个人所得税负担水平，因而较难实现个人所得税公平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其二，分类征收、源泉扣缴、统一起征点的征税模式，容易使个人收入通过不同项目和多次发放而低于起征点，达到避税的目的；其三，个人所得税中勤劳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非勤劳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为20%，大部分高收入者的所得为利息、股息等非勤劳所得，偏低的法定税率难以有效调节高收入者[2]31，却使工薪所得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以2000年为例，在个人所得税项目构成中，工薪所得占42.8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占28.7%，而这其中大部分是按比例税率征收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广大工薪收入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对象，致使一些地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反而起到逆向调节的作用[3]333；其四，以货币收入作为个人所得税计税基数的征管办法，既无法对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个人实质性收入征税，也无法对居民不平衡占有财富的调节，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始终未开征，房产税未把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成了高收入阶层通过把现金转为财富来避税；其五，缺乏对低收入者的税收支持政策，如利息所得税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同一税率，而全国80%的个人储蓄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税率扣除对高储蓄户是九牛一毛，而对低储蓄户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有失公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是社会保障存在“逆调节”现象，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再分配的一项基本手段，其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生活陷于困难居民的补贴和救助来降低贫困，维系社会公平和稳定。但实践运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其一，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过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已基本成型，并且城市社会保障一直得到国家高度重视，其人均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在农村，实行家庭保障和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国家只给予政策，在资金投入上完全靠农村自我积累，自求平衡，这种“一国两策”的社保制度使得“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4]315。其二，扩大了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自身不健全，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2.5万户的调查，城镇富裕户比贫困户得到单位和国家的福利要高87%，其中养老保险待遇前者是后者的4.2倍，医疗保险前者超出后者62%[4]347，如果再加上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经过二次再分配，两者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补偿”的作用。其三，扩大了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间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农村养老、医疗和生育保险制度，而在落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展缓慢，贫困问题尚未解决，更不用说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对称，使居民享受着很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实际上已背离了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