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一）(3)

2016-07-08 01:03

导读：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

　　中国的问题与亚洲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经济改革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其根源都深植于非经济领域。近年来呈日益蔓延之势的贪污腐败行为一方面表明，现存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还向我们发出警示﹕配置资源﹑动力﹑信息的制度安排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转变﹔没有这些变化，经济活动将日益丧失效率和生产力，收益将归属于各类寻租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而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然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乐于接受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而不太喜欢听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将制度原因归咎于官员个人素质更是普遍的遁辞。在我国还存在一种惯常的作法，即将次要问题升级为根本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如自从十五大以来，部分人认为可以通过扩展私人部门﹙即私有化﹚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在此种认识的误导下进入了另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尽快出售，就可以改变其低效率状态。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产权重组﹙亦即所有制改革﹚只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却并没有给企业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条生路。也就是说，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为改变财产权利与财产责任相分离而进行的产权重组只是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而通过改变企业的社会制度环境，促使企业改变自身的治理机制更是关键因素。这一点有事实为证，自1998年开始，亏损﹑倒闭的不再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天然之物──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也开始大量亏损。大量民营经济的滑坡，对整个民族经济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波动。基于这种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私人企业制度运行成功有其特有的制度基础，而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显然缺乏帮助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因素。部分敏感的经济理论家已发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快就不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成功，却必须有赖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