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2016-08-0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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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
关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这种世界少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过去我和一些农史学家曾撰写过论文，作过“基种桑、桑养蚕、蚕养鱼、鱼肥桑”食物链的①。但对“桑基鱼塘”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从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
15、16世纪是世界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