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对化解当前经济发展矛盾的局限性(3)
2016-09-09 01:09
导读：而从政府方面看，由于中国存在的“官本位”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协调和管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盲目高增长。各地政府均希望通过大
而从政府方面看，由于中国存在的“官本位”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协调和管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盲目高增长。各地政府均希望通过大上投资项目实现GDP的高增长，地方政府普遍具有重投资、轻消费的利益偏向，客观上刺激各地政府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地追求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张。
可以说，如果高投资的体制性根源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企业短期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的话，投资增速出现反复也就难以避免。
三、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
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是第二次的调解。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的第一次调解之后的“修正”，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而且频频的宏观调控也会影响人们稳定的理性预期，助长短期行为。因此，把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放在长期制度建设上，才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 1.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投资增长压不下来的病根，关键是制约投资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到位。从投资管理体制角度看，投资过热的根源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一方面作为监管者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很容易导致调控政策大打折扣，所以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解决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能不能从投资主导位置上退出。可以说，在分税制下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只要有持续的财政和银行资金支持，已经内化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不可避免成为国民经济波动的长期隐患。在没有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时，随着路径锁定和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只能使治理危机更加恶化，最终代价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市场化改革偏离轨道。为此：一是要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搞投资的基础动因。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收支管理，防止地方政府一方面拖欠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搞形象工程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要继续严格控制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投资项目的能力，实现釜底抽薪。三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体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2.尽快打破“官本位”。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自然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官本位”的诱导信号，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其严重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尽管国家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但由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岗责匹配，现实中出现了有的机构人员紧张，有的机构仍然人员富余。这除了权力、义务等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外，“官本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修正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尽快打破“官本位”，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
3.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应该承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终要通过企业来实现，尽管由于风险评估和承担机制不健全，特别是隐含在经济运行中的潜规则的作用，企业很难对地方政府说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自我约束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投资，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回报是比较高或者说起码短期内投资回报是比较诱人的。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利益诱导而产生的，有其客观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