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对化解当前经济发展矛盾的局限性(4)
2016-09-09 01:09
导读：但若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比如，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
但若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比如，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资本生产率逐步走低，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三是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四是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中国企业的微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与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效率低下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问题在于企业或单个项目的利润多寡往往是与众多因素相关的，如投入的要素价格（土地、资本，甚至还包括各种税收和准入等行政优惠安排）。如果要素价格是扭曲或低估的，甚至根本没有成本，那么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效益就可以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这却是很不经济的。即企业利益的获取某种程度上讲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基础上取得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企业利润高增长的背后，企业利润分化、集中现象明显，即一些垄断性的资源类企业的高利润率起到了放大作用。纵观这些年来利润率高的行业，大多不是资源垄断性的，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
为了有效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金融部门除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外，还对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控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把钢铁、电解铝、铜冶炼、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煤炭、电力等产能过剩行业，特别是新上高耗能项目投资关。严禁投资新建或改扩建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缺乏能源、资源支撑条件及环境容量不允许的高耗能项目。无疑，这些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抑制目前投资增幅的走高。不过我们认为，为了促进投资的健康增长，提高投资效率，除了采用法律、行政手段外，还需从经济手段入手，从投资回报率方面采取措施。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外的具体实践都表明，价格手段是最有效的手段。价格手段并不仅仅或主要指提高商品的价格，它的根本内涵是控制行业的利润水平。而这就需要在打破垄断，将环境等社会成本更合理地纳入投资成本中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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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如前分析，仅仅依赖传统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达到预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根据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收入的比重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而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200多年以来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过程虽然有全球化的背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即使在净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只吸纳了中国总供给的很小一部分，全球化可能只能减缓或拖延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表面化的程度与时间，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笔者认为，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进而达到投资、消费的合理匹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