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理论研究综述(2)
2017-01-29 01:19
导读：二、储蓄-投资相关性与经济周期冲击 许多研究者将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归因于经济周期冲击，认为由于影响经济的扰动因素，例如生产率、财政、贸易条件
二、储蓄-投资相关性与经济周期冲击 许多研究者将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归因于经济周期冲击，认为由于影响经济的扰动因素，例如生产率、财政、贸易条件和收入分配等各种冲击以及中间商品价格的变化或商品市场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Frankel（1986，1991）和Dooley等（1987）的分析表明，由于商品市场的不健全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原则，尽管金融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各国的实际利率仍存在着差异；同时非贸易商品的存在使区域经济与世界市场相隔离，影响一国整体经济的开放性，进而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 Feldstein和Bacchetta（1991）认为，为了防止经常项目出现较大失衡，政府旨在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政策措施抵消了私人净储蓄方面的变化，使储蓄与投资相关联。这一“政策效应”观点意味着政府预算赤字与私人储蓄-投资缺口之间呈负相关。Bayoumi（1990）使用1965-1986年10个化国家私人储蓄、投资的数据验证这一观点，发现私人储蓄-投资的相关性远远低于相应的总储蓄-投资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政府不执行平衡预算政策时，储蓄与投资显著地不相关。这一结论为“政策效应”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由于Bayoumi的样本仅仅包括10个OECD国家，其所用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DanielLevy（1995）的分析进一步证实，在浮动汇率下美国政府根据私人储蓄和投资缺口调整预算计划以保持经常项目平衡的内生财政政策，导致美国储蓄-投资的高相关性。 Leachman（1991）用剔除人口增长、实际利率和政府支出影响后的储蓄、投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储蓄、投资间的相关性仍为正，但明显低于原始数据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部分学者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的模拟研究也显示，无论资本市场结构如何，一定的冲击和经济结构皆能引致储蓄和投资的协同变动，产生高的储蓄-投资相关性，他们声称解决了“Feldstein-Horioka之谜”。 但Soderstrom（1987）的发现，16个OECD国家的预算政策并不反映经常项目的失衡，资本管制往往用来实现外部均衡。Argimon和Roldan（1994）对EC国家的结果证实了Soderstrom的结论。Kim（200l）对生产率、财政、贸易条件等周期冲击能够解释储蓄-投资高相关性也提出质疑。他通过对19个OECD国家l960-1992年度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使用剔除生产率冲击后的储蓄、投资数据进行回归，投资对储蓄的回归系数仅仅从0.69（使用原始数据得出的回归系数）降至0.64.这一结论对以往模拟研究结果，即储蓄-投资相关性随着持续生产率冲击必然提高提出挑战；使用剔除生产率、财政和贸易条件三类冲击综合影响后的储蓄、投资数据进行回归，储蓄-投资相关性虽然降低（0.42），但仍然大于零。因此，kim认为生产率、财政、贸易条件等经济周期冲击只能解释储蓄-投资高相关性的一小部分。kim的分析进一步显示，全球冲击在解释储蓄-投资高相关性时起了重要作用，全球冲击引致储蓄-投资相关系数下降幅度远远大于国内冲击，这一结论与Glick和Rogoff（1995）的计量结果相一致。Glick和Rogoff认为，全球冲击对投资产生正的影响，但与经常项目无关。Kim由此推断，“Feldstein-Horioka之谜”仍没有得到解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了生产率、财政和贸易条件冲击之外的其它经济周期冲击仍然影响着储蓄与投资。
三、储蓄-投资相关性与国家规模 也有研究者认为，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储蓄和投资相关的另一原因是国家规模的影响。关于国家规模的大小，有的学者以规模、有的以GNP的大小、也有以非贸易部门的规模为标准来衡量。Murphy（1984）、Baxter和Crucini（1993）的分析说明，国内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反映了世界经济中一国的金融规模。当一国金融体系在国际项目方面得到充分，储蓄的外生变化影响世界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引致储蓄和投资的协同变动。 Baxter和Crucini（1993）进一步以GNP作为衡量国家大小的标准，对8个OECD国家储蓄-投资相关性的计量分析发现，最大国家（美国）储蓄-投资相关性最高（美国GNP为3994，储蓄-投资相关系数为0.86），最小国家（瑞士）储蓄-投资相关性也不低（瑞士GNP为106，储蓄-投资相关系数为0.65）；Murphy（1984）选择17个国家作为样本，使用Feldstein-Horioka的进行截面回归，发现10个最小国家投资率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平均仅为0.59，而7个最大国家投资率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平均为0.98.得出与Baxter和Crucini相同的结论。较小国家储蓄-投资相关性之所以一般不会为零，他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通常对储蓄的度量与实际储蓄存在很大差异；二是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一般都假定世界利率的变动与该国经济变动无关。部分学者的计量分析也为储蓄-投资相关性与国家规模显著关联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以上分析表明，大国与小国相比，其储蓄-投资相关性较高，国家规模是储蓄、投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Frankel（1986）的估计说明美国储蓄-投资高相关性并不能归因于大国影响。Kim（2001）也认为，国家在GNP和非贸易部门规模上的差异无法解释储蓄-投资的高相关性。这和Baxter和Crucini（1993）、Tesar（1993）的模拟结果相矛盾。 四、储蓄-投资相关性的计量方法 现存中，分析储蓄-投资相关性的计量方法，既有截面回归，也有时间序列回归。截面研究中所使用的储蓄、投资数据，要么为样本期各国的年度数据（Tesar，1991），要么为样本期各国的平均数据（Feldstein＆Horioka，1980）。截面研究只关心储蓄与投资间的静态关系，使用这种方法估计储蓄-投资相关性是不恰当的。而且，如果使用样本期的平均数据还会出现高估储蓄-投资相关性的可能性（Sinn，1992）。 时间序列研究在估计储蓄-投资相关性时，使用了3种不同的模型： ①静态模型：IRt＝θo＋θ1SRt＋εt.众多的学者估计储蓄-投资相关性时都采用该模型，但它的设定忽略了储蓄和投资的动态调整过程，无法反映储蓄、投资的动态结构变化。而且，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数为非平稳变量，若使用该模型进行回归将产生谬误回归现象。 ②一阶差分模型：△IRt=φo φ1ΔSRt εt.该模型虽然估计了储蓄-投资的短期动态相关性，但丢失了关于储蓄、投资长期关系的信息。而且使用差分时间序列的目的是将储蓄、投资变换为平稳变量，解决谬误回归。但经验证明单纯利用差分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不是解决谬误回归的有效方法。 ③误差修正模型：ΔIRt=а βΔSRt γ（SR-IR）t-1 δSRt-1 μt.该模型的构建以跨时一般均衡为依据，不仅考虑了储蓄和投资的短期动态关系和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合并了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储蓄、投资的协整性。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比传统方法更具有解释力。如果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整个样本区间内未发生结构变化，则该模型是适当的选择，否则也存在模型设定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