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3)
2017-04-23 01:10
导读：二、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是地方政府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但地方制度变迁不是自动发生的。作为区域制度变迁最重
二、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是地方政府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但地方制度变迁不是自动发生的。作为区域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有其自身利益的。通过对邵东政府制度变迁的轨迹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方面因素：
1.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存在自利性，有其自己的利益追求。市场经济体制承认政府官员的多重角色，允许他们追求公共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分开的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尤其以财政包干为主要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增加本地收入的积极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体制上保证了地方政府利益，也为地方政府增加自己的收入、做大“蛋糕”提供了动力。
地方政府利益主要包括两方面：
(1)地方公共利益：这是地方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各地政府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增进当地福利成为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2)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前者主要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财政预算的扩大；后者主要指地方社会的稳定，地方官员职位的升迁，地方政府规格的上升等。特别是地方官员为了最大化“经营业绩”——政绩，为地方政府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
2.微观主体的共同诉求。微观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家庭、基层组织等。不同的微观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地方政府一般会根据其目标，考虑微观主体的共同诉求，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促进效率的制度变迁给予支持、总结和推广。同时，应兼顾各微观主体之间的利益，实现和谐发展。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3.上级政府的直接推动。上级政府直接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法规时会存在着一定的灵活变通性。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央政府在下放财权的同时也下放了一部分事权，使地方政府独立的目标大大强化，进而地方政府具有了主动谋取潜在制度收益的动机和行为。
上级政府直接推动的强制性变迁具有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等优点，但也有不少局限。具体说来，第一，上级政府同样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上级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很难适应于所有地方、所有领域。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会对政策做一些修改。第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会违背“一致性同意原则”。当强制性并不“强制”时，地方政府往往会“修正”上级政府的制度供给，并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原则。如果这种修正没有带来负的外部效应，反而提高了本地区的经济效率，这可视为一种“帕累托改进”。第三，限于财力因素，上级政府一般把新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转移”给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将根据实施成本的大小对新制度安排做出调整。
三、邵东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制度作为提供激励和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交易成本和不完全竞争的存在，邵东地方政府制度变迁在邵东民营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偏远小县，外无重点工程的投资拉动，内无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却出现货畅其流、万商云集的盛况，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被称为“邵东现象”。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1.制度供给超前，促进了邵东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邵东超前确立了发展县域经济的“民营经济主体战略”，使邵东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使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邵东成为湖南乃至西南的小商品流通中心。究其原因，一是邵东远离全省政治经济中心，瞩目度低，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阻力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后，当其他地方还在争论个体私营经济有益还是有害、是补充还是组成部分的时候，邵东便务实地确立了“民营经济主体战略”，形成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样，邵东以极小的投入在谋篇布局中抢得先手，主动拆除流通“藩篱”，率先进行市场建设，构建全国性小商品交易平台，极大地节省了客商的交易成本，外地流通商由此对邵东形成依赖。二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现实迫使邵东人只能离乡背井，生活来源主要靠贩买贩卖，因而形成了邵东人特有的经商意识，“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邵东人”。三是邵东国有经济基础薄弱，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财政收入考虑，对地方“村社经济”发展采取默认态度，小商品工业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平台。到1995年，民营工业企业占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率就超过了50%。从2000年以来，这个比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率一直快于国有企业，1980-2005年，民营企业产值增长了16.3倍，年均增长率为11.8%。民营经济真正成为了县域经济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