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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转型的约束效应分析

2017-04-24 01:07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转型一方面离不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离不开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又都受制于产业结构的选择。由此形成的逻辑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內生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之中，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本地的要素禀赋的影响，因此，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制约着整体的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 　　关键词：产业政策，经济转型，约束效应
　　
　　一、经济增长方式对子经济转型的约束 　　经济转型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轨迹的改变，实质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重新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经济体制在发生转轨的过程中，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方方面面。 　　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内生于产业结构中的。所谓的产业结构优化，无非是指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又是经济效率提高的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的症结所在。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市场作为稀缺资源的基础性的配置者，通过自由市场上能够灵活地反映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进行配置；另一种是由政府充当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通过他们的行政命令进行配置。我国目前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尚未完成，在各级政府还保留着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利的条件下，其领导者往往把结构调整理解为他们按照提高政绩的方向进行配置，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有限投向产值大、利润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备工业或重化工业，这样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就被诠释成了走重化工业道路、重型化道路或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近年来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丁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2003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从1997年53.8%上升到2003年64.3%、2004年67.6%、2005年69%，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是1960年66.6%。中国目前已达到重工业化的最高记录，正进入以重工业化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 　　造成各级政府过分追求资源配置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财政体制的缺陷和要素价格的扭曲。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鼓励高投人、经济效率低的项目扩张；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实际付出的成本，鼓励紧缺资源的浪费以及实际效益很差的产业的扩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N·迈尔斯(N.Myers)和J·肯特(J.Keot)的研究，由于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和稀缺程度，我国的能源消耗至少增加了9%。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年增长速度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8.9%；但是与此同时是经济质量比较差，高度依赖能源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民生的福利改善比较缓慢，更为严重的是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到1999年的0.45。这种收入差距潜藏着大的社会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增长悖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转型的内涵。只有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成功的转变，经济转型才可能取得成功。 　　二、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在西方国家被看作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总量控制政策的补充，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政府利用产业政策通过对资源在各产业间配置过程的干预，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通过使资源配置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我国早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概念，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但是国民经济计划中交织着产业政策，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产业政策。我国有意识地利用产业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确定以后，产业政策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水平，表现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非均衡的，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必须通过非均衡的方式实现。这里所谓的非均衡就是通过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适宜的产业政策，为此必须拥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而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依据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原则，在不断调整中形成合理的梯级结构。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来提高社会平均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在各部门间的边际收益相等达到效率最优，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由产业经济学理论可知，生产率提高较快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上升，而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显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由此可以获得经济学上所谓的“集约增长效应”。除了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外，在总的全要素生产率中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与部门产出比重的加总。说到底，产业结构升级只是一种类似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过程，没有这种升级，就不会有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结构变动的作用；二是技术进步的作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需要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升级由于是利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成本较低、不确定性较小，从而容易形成“聚点均衡”，即企业都挤向某个或某些升级的产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产生冲突，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此起彼伏，出现产业升级的“潮涌现象”。可见，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产业结构是内生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