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歧与(2)
2017-08-06 02:13
导读：[8](36)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或经济功能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
[8](36)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或经济功能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判断不可分割的交织着。意识形态能够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整合功能。
马克思认为，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特征。其意识形态的根本含义：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它表现为社会意识，充当着人类文明发展载体的角色；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物质实践的变化，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就具有了阶级性和虚假性——即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而存在，这是其本质的规定，此时的意识形态要担负双重功能：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
[9](48) 可以看出， 第一，诺思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它不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阶级意识，原始社会虽然存在各种社会意识，但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集团关系。第二，诺思特别强调经济价值观（公平）且对其经济功能分析较为全面透彻，较少涉及
政治和文化价值观。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完整包括了经济价值观（公平与效率）、政治价值观（民主与自由）和文化价值观（先进和多样）。第三，“市场意识”是诺思的重要价值取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文本里没有“市场意识”，后来邓小平开创了“阶级意识”与“市场意识”相结合的价值取向。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二）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
在诺思看来，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中就会发生欺诈、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而意识形态就是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重要制度。可见，诺思是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来理解意识形态的，认为交易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源泉。然而，他又认为“每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固有部分乃是关于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的评判”，
[10](55)带有“天赋公平观念”的神秘性质。诺思指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
[11](56)这总体上符合“实践——意识”的规律，但不同地理位置和职业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机理诺思却并没有研究。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改变，诺思也没能提供清楚的解释。难怪他承认“伦理规范也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是什么使伦理演进或消失？”“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
[12](59)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着，那么这种现象也就是从人们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13](29-30)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坚持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即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实践，物质生活实践不仅决定了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更新和变迁，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只是物质生活实践的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决定了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而处于不同阶级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三）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制度变迁分为渐进式变迁与激进式变迁。诺思对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作了精彩的说明。他的制度变迁包括根本性变革和边际调整，正式制度偏离习惯所指示的风险的程度决定正式制度的“边际”的大小，在“边际”，人们是按“习惯”（意识形态）来行事的。改革只能从原有习惯的“边际”开始，意识形态为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制度在边际上连续的演变造成了正式制度的演变。若没有足够时间来改变“习惯”，新的正式制度成了没有基础的“金字塔”，改革者最终会因支付不起维持正式制度的成本而“破产”，新制度只能缓慢地从旧制度的孕育中产生。诺思指出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制度初始选择的差别，并详细考察了其具体机制，是颇具洞察力的。但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不认识主观偏好在正规制度约束逻辑下的重要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历史（或当代经济），它使我们以零或非常低的成本表达我们的信念和思想，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狂热在决定社会和经济中起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