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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中英农民土地征用现象比较(2)

2017-08-09 01:31
　　(二)中国的制度变迁
　　首先,政府为经济建设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强制性的把集体土地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如《宪法》第三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我国的土地征用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下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的,而非市场手段,征地过程体现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各级政府拥有行政审批权,在国家监管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征地审批过程中出现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农民在与政府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土地征用法规的完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体现其诱致性,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趋于科学合理。
　　其次,土地征用制度遵循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II: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当阻碍了生产发展,而从中获利的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安排,“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中国低成本的征地制度在建国之初及以后的很长时间为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仍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征地制度。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时按计划经济方式运作,采用行政干预,对农民只进行低水平补偿,而出让农民土地时按市场经济方式运作,与土地开发商共同瓜分绝大部分土地的增加价值。所以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不会推动现有土地制度的变迁,只会加强现有制度,而这种极强的制约作用阻碍新路径的选择和变更。
　　中英两国在农民土地强制征用过程中,遵循不同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英国地主、贵族从开始自发的诱致性变迁到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施行强制性变迁,促进“圈地运动”的实现。中国的法律对征地的模糊规定,完善过程的缓慢,遵循强制性诱致变迁理论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却又强化了现有的制度。
　　
　　影响和结果比较
　　
　　英国“圈地运动”对农民产生负外部性。英国圈地运动过于迅速、突然,因而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运动的不断进行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一批又一批农业劳动者被赶出土地成为城市无产者,这些除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圈地运动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出现,农村阶级结构转变为大地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产业工人三个阶层,这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农业经济的出现有利于资本对农业的投资和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加强对农业的经营管理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革,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原料、粮食保障,同时为工场手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辨证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结论,即圈地运动既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变革,又是一场农民与土地强行分离为特征的残酷运动。 　　中国的“圈地”对国家的负外部性和对农民的负外部性都很明显。各级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需要违反城市总体规划,追求时尚、相互攀比,不切实际地建设宽马路、大广场、大草坪、主题公园,有的以建大学城和高尔夫球场为名,大搞房地产开发。据对22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初,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有46个,占地面积超过40万亩;全国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多达306个,遍及26个省(区、市),占地面积48.8万亩。中国某些地方政府无规则征用土地面积的扩大,大量“圈地”的荒废,高产区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国家损失大量耕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近几年因建设用地、房地产开发、结构调整等共占用优质良田达1300万亩,其中相当部分已很难恢复种粮。中国农耕地的面积从1996年的1.3亿公顷减少至2005年的1.22亿公顷。2003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已从0.095公顷减少至0. 093公顷。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1987-2001年,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70%以上为征地,意味着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而失去或减少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