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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和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

2017-08-09 01:54
　　关于“大萧条”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是经济过度自由放任，缺乏政府的必要干预所致。弗里德曼则正好相反，他认为政府的不适当干预是导致如此严重的“大萧条”的罪魁祸首。“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否则会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转变为一场大的灾难。”[3]
　　关于职业执照，流行的观点是对专业职业人员发放执照是必要的，它能够保证专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弗里德曼却不这样认为，他坚持认为职业执照成为业内专业工作者为保护自己的高收入限制他人进入的壁垒，这样的行为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关于由政府提供经费的公立教育，一般人认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他为那些掏不起学费的家庭子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公正、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弗里德曼却认为，政府出钱和政府控制的公立教育既浪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钱财，又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如公共住房、法定最低工资、对特殊集团的公费医疗、老年保险等等。一般认为它为低收入阶层和失去生活来源的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弗里德曼却认为它无助于穷人生活的改善，又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强化了政府的权力，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总之，弗里德曼时时提醒人们注意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对个人自由带来的威胁，他竭力渲染政府干预的严重后果，尽管它可能出于善意。他强调自由的价值和自由市场制度的高效率，反对政府干预。尽管他没有像他的前辈一样彻底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市场制度本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政府的干预把事情搞糟了。
　　弗里德曼是大家，我们相信他的论证是严谨的，也是以事实作为支撑的。但这只不过说明他是一个高明的辩论者，他巧妙地用自由市场经济的长处攻击政府干预的不足，正如田忌赛马的策略，所以显得“是非分明，高下立见”。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一下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和政府干预带来的好处，结果就与弗里德曼所言正好相反。
　　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缺陷，自由市场制度并不总是自由、平等和有效率的。这一点恐怕连弗里德曼
本文原文自己也无法否认。
　　首先，自由市场制度并不自由。西方学者把政府称作“合法的暴力”，其实市场也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只不过这种暴力不是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为后盾，而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市场经济充满了强制和剥夺，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市场对人类自由，甚至是人类基本尊严的侵害比比皆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有意义的东西只有一个：金钱。所谓自由选择，是以拥有金钱这种选择权为前提的。一个人的自由程度与他口袋中的金钱数量成正比，这就是所谓的选择集。存在于你选择集之外的东西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不属于你。对于那些口袋里的金钱不足于维持他的生存的人来说，他没有什么自由选择可言。要生活下去，他就得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卖从表面上看是自由的，是买卖双方按照自己意志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但对工人而言，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他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中大量存在的经济强制的典型形式。一旦离开了市场，进入生产过程，工人就毫无自由可言，他在资本家的强制和监督下进行劳动，接受资本家的剥削。
　　除了金钱，市场中和市场外形成的各种垄断因素同样会侵蚀人们的自由权利。纯粹的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现实中并不存在。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垄断，这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如技术壁垒、市场进入壁垒，等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不平等竞争，产生超额利润。此外，市场外的垄断因素也会对自由竞争形成各种限制。在中世纪的欧洲，人、路、桥、经营摆渡特许权、司法，宗教的职务以及军职的任命都是私人财产，在这些垄断性权利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正是在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立法和其他干预措施废除了各种垄断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使如此，一些非经济力量进入市场造成的各种形式的垄断仍然屡见不鲜。 　　其次，市场制度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会形成激励和约束，因为它奖优罚劣，但它只对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有足够市场需求的活动提供奖励。像基础科学研究和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活动，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甚至像宇航、原子能这样的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研究活动，单靠市场的支撑也难以发展，而贩毒、卖淫之类的活动却可能有广阔的市场。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同，他们的市场地位不平等，市场机会不均等，因而市场竞争的结果就不可能平等。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从而产品的分配关系也不同。这种状况任其发展，必然会造成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化。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这种趋势就一直存在。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与工人，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或财富与贫困的对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府干预的加强，贫富差距有所缩小。从1950年到1970年，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又重新加剧。[4]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1970年代以后则是主张减少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主导的时候。当然，在弗里德曼看来，追求收入分配或财富占有上的平等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而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却能够增大自由。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机会均等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指出，即使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大家公认的基本信条，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也做不到。他分析了金钱侵犯政治权利的种种情况后说：“当金钱侵犯平等的政治权利时，消费者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牺牲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