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关于美国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述评(2)
2017-08-19 04:23
导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桑福德·M。雅各比(S.Jacob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改变了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他们发现福利资本主义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桑福德·M。雅各比(S.Jacob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改变了福利资本主义在美国已经寿终正寝的观点。他们发现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及其后并没有消失。劳资关系学者雅各比于1985年出版了《雇用官僚制：1900-1945年间美国工业中的经理、工会与工作改革》一书，修正了一些劳工史学家把20年代看成是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传统看法，指出20年代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成功，但也没有结束。许多公司为了应对大萧条后出现的高涨的工会主义，以及新增加的公共部门对私人雇用实践的监督，在30年代又加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措施，并使之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霍华德·M.吉特尔曼(H.M.Gitelman)在其论文中也得出了与雅各比一致的结论：“大萧条与其说宣判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如说它帮助粉碎了曾经错误地认为取得成功的幻觉。”此外，伊丽莎白·福纳斯—沃尔夫(E.Fones-Wolf)在“1934～1960年间产业工人的娱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福利资本主义的复兴”这篇论文中，以产业工人的娱乐活动为例，论述了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状况。20世纪30年代，部分企业雇主在面临经济困难时中止了工业娱乐计划，可是另外一部分企业雇主，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雇员的雇主，在面临工会的挑战时，更加坚决地通过提供娱乐活动来赢得雇员的忠诚。 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已经能够较为客观地分析企业福利资本主义实践，改变了早期或者仅仅强调其不足，或者仅仅突出其优势的片面观点，并且尝试超越过去学者们单纯就福利资本主义论福利资本主义的趋势，开始将福利资本主义放在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框架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探讨福利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福利资本主义持续时间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改变了早期关于福利资本主义在大萧条前即已终止的论断。不过，这些新的进展还只是开始。真正重大的研究成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取得的。 三 1996年5月，白宫召开了探讨公司责任问题的会议，美国一些最大的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公司的总裁参加了会议。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与会的总裁们说：“在自由企业制度中，任何企业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创造利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还有其他的责任(社会责任)。”这一会议召开之际，美国公众对诸如柯达和IBM之类的大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缩小规模，并大量裁员的情况备感焦虑，大企业到底应该如何承担其社会责任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伴随着政府及公众对企业责任问题的关注，美国学术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学术热潮。1997年，桑福德·M.雅各比的《现代庄园：新政以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和安德里亚·托恩(A.Tone)的《仁慈之事业：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业家长式统治》几乎同时出版，成为这次热潮的先行者。随后，其他学者的研究也成推波逐浪之势。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修正了传统观点，而且拓展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研究领域，以致在综合性史实论证和理论分析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 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大进展首先表现为在综合性史实论证方面的新成果。雅各比的《现代庄园：新政以来的福利资本主义》一书，通过对柯达、西尔斯和汤普森三家公司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的个案研究，有力地论证了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后继续发展并持续至今的观点。作者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在30年代并未消失，而是进入了地下，即避开公众的视线，在保留其基本特征的情况下重新进行调整，从而逐步实现了福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最终形成了20世纪末美国大公司中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基本体制。作者在承认前人关于福利资本主义避免工会主义和国家统制主义干预企图的同时，将关注焦点主要放在其独特的福利资本主义
哲学上，即工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或工会将成为现代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源泉，从而拓宽了以往学者对福利资本主义的理解，使福利资本主义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同样是新的学术热潮的弄潮儿，安德里亚·托恩在《仁慈之事业：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工业家长式统治》一书中，扩展了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地理和理论疆界。他不再像早期大部分学者那样只是把福利资本主义看成是在一个城市、公司或行业内的现象，而是将之视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通过对进步主义时代福利资本主义全盛期的研究，托恩得出结论：福利资本主义一方面反映了雇主根深蒂固的要控制劳工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工、资本家和政府在20世纪之交展开的全国性大辩论。这场辩论关注的不仅是资本家如何最好地控制劳工，而且包括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企业福利改革的长远意义以及劳动者自身的权利与自治。作者还认为，以往的学者夸大了30年代后福利国家主义取代福利资本主义的程度，其实福利国家只是补充而并非取代了福利资本主义。 李.J.奥尔斯顿(1J.Alston)和约瑟夫·菲里0.P.Ferrie)的《南部家长式统治与美国福利国家：1865—1965年间南部的政治、经济与制度沪一书则根据南部种植园主拒绝社会保障法而坚持家长式统治的历史事实，在更大范围内证实了雅各比关于福利资本主义度过了大萧条而持续存在的观点。克里斯托弗·勒库耶尔(C.Lecuyer)在论述70年代以来波士顿和硅谷地区高科技部门劳资关系中出现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倾向时，提出了与雅各比@有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该地区电子工业部门的合作主义并不是受到柯达等大公司福利资本主义实践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而是有它自身的根源和促进其兴起的其他因素，诸如20-60年代福利资本主义在该地区企业中的成功经验，强大、好斗的工会的存在以及企业家反对新政扩大对企业干预的保守主义政治承诺等等。 珍妮弗·克莱思(J.Klein)在2003年出版的《为了所有这些权利：企业、劳工与美国公—私福利国家的形成》一书，是美国学者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中，作者论述了1910-60年代美国私人保险业与企业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美国私人福利制度与公共福利制度之间的竞争。她拒绝了将20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与新政福利国家及集体谈判绝然分开的传统观点，强调美国的社会福利分配从20年代到新政及其后时代的连续性。不过，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私人福利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才使权力平衡倾向于资方，渐趋形成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福利国家。美国社会对私人福利的过度依赖是导致今日社会无保障的根源所在。因此，作者更倾向于由国家承担整个社会的福利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