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下）

　　理解GDP的基本概念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并会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科学的预测提供理论依据。不可否认，我国GDP统计数字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GDP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13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认为中国GDP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GDP的基本概念，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劳务的供给自然多，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增加，但仍低于40%(World Bank，2005，pp.16—17)。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即便按人均估算，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GDP的成份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即便是请保姆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很少有人纳税上报GDP。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daycare center)和幼儿园，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GDP。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的退休年龄为65岁，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很多人一直到70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10多年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GDP中。

　　(二)GDP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属合法经营活动，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GDP，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人GDP。而在我国，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这些活动或者没有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人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逃税，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夸大支出，低报所得，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三)GDP没有统计闲暇，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第一，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位，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所以平均每要比发达国家多消费10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应当称它为非自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负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从西方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我国闲暇的价格，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四)现有的GDP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业。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经济中80%的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得可怜，金融业提供的人数极其有限。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当可观，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平均每27就有一个律师，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同样，我国的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五)GDP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前面讨论过的GDP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居民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压力。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实际投入还可以从产出指标得到反映。据美国《财富》杂志2005年7月报道，我国2005年估计有330万生，其中取得工程学位的有60万，而美国的同期相应数字为130万和7万(Colvin，2005)。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决定赢家，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分析，全球范围内49%的软件工程，44%的信息技术服务，25%和19%的金融业、保险业以及13%的制药业职位可以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果按职业划分，52%的工程帅，31%的会计都可外包到海外。因而，McKinsey预测，到2008年，410万的劳务职位将会转移到海外，Forrester Research的预测为，到2015年，340万的白领会外包到境外，而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更相信该数字会达到1400万。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谁肯花10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作同样的呢？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当然，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我国的GDP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份，这大概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GDP向上作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份占GDP的比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1993—2004年的增长率接近10%。用新的方法计算，2005年中国的名义GDP为全球第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增加了1.5%，达到15.4%。由于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较大，这一修订使全球的GDP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0.1个百分点(IMF，2006b)。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