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原因探析——基于人口年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局面，这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并且这种特殊国际收支结构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有着密切联系，提出当前我们不能陶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美丽光环之中，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隐忧，并建议采取相应对策加以应对。

　　关键词：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资本账户，人口，年龄结构

　　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局面，并且顺差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国际收支结构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对于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有的认为是国际投机资本所为；有的归因于出口导向型政策。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诠释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

　　一、国际收支结构的相关理论

　　国际收支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收支账户框架及差额构成的特点，国际收支结构可分为以下模式：(1)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差额平衡模式；(2)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差额平衡模式；(3)两大账户均平衡的模式；(4)双顺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顺差)；(5)双逆差模式(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均为逆差)。

　　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J.R.Cairnes根据英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历史，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收支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观点。20世纪，Charles. P. Kindleberger和Peter. H. Lindert等经济学家丰富了这种观点，建立了国际收支结构阶段性变化的学说。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与威廉.D.诺德豪斯认为，一国国际收支状况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以美国为例，一国国际收支结构演变一般经历以下阶段：

　　(1)成长中的债务国。美国在独立战争至国内战争期间，经常账户的进口大于出口，其差额由英国和欧洲给美国的借款弥补。所以，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在这个阶段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即“逆差+顺差”形式。

　　(2)成熟的债务国。1873—1914年，美国从贸易逆差转向顺差，但是上一阶段的资本流人使得美国在这一阶段需向海外支付股息和利息，所以贸易顺差基本上被股息和利息的流出而抵消。这个阶段，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是经常账户大致保持平衡，同时资本账户大致保持平衡。即“平衡+平衡”形式。

　　(3)新的债权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大了出口，形成了贸易顺差，并且借钱给英国和法国，作为军事设备和战后救济之用。这一阶段，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由净出口和净资本收益形成经常账户顺差，以及资本账户逆差，即“顺差+逆差”形式。

　　(4)成熟的债权国。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投资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收益，而货物贸易却有逆差，经常账户趋于平衡；在资本账户中，资本的流量很大，却能大致平衡，即“平衡+平衡”形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形成世界经济统一体。他们国际收支结构模式也存在互补性，即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结构总体上表现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模式。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大致处于萨缪尔森“四阶段式”的第一至第二阶段。

　　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演变

　　中国自1982年开始有国际收支统计以来，其国际收支结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1989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常账户是逆差，并由资本账户盈余加以弥补，体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常态：国内经济发展刚刚起步，需要从国外购买大量设备和原材料；国内资金短缺，需要利用外资加以弥补资金。第二阶段(1990～1994年)。经常账户开始出现了顺差，但数额不大，年均54.8亿美元，远低于资本账户年均134.9亿美元的水平。资本账户仍然保持顺差，资本流入开始加快，年均盈余从上一阶段38.2亿美元增加到134.9亿美元，这些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开始进入调整阶段。第三阶段(1995—2005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经常账户始终保持顺差，资本账户除个别年份(1998年)也保持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较上一阶段有了大幅度增长，年均盈余分别由上一阶段的54.8亿美元和134.9亿美元增加到374.4和357.4亿美元，并且经常账户年均盈余超过了资本账户。

　　从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长期顺差，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模式。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第一或第二阶段，那些发展状况良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收支构大多处于第二阶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结构呈现出第三阶段的特征，即经常账户保持了大量顺差，这种特殊国际收支结构的原因有待我们去探寻。

　　三、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认为：“一国外贸净差额等于该国生产的商品、劳务总额与该国市场上被购买的商品、劳务总额之差。为了简单起见，这里把市场上取走的商品、劳务称为吸收。因此，吸收等于通常所定义的消费与投资(投资包括库存的变动)之和”。因此，经常账户盈余△B是国民收入△Y与国内支出△A的差额，即

　　△B=△Y—△A　　(1)

　　如果△A=c△Y(c为吸收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MPC与边际投资倾向MPI之和，即c=MPC+MPI)，

　　则△B=△Y—△A=△Y—c△Y=(1—c)△Y=(1-MPC—MPI)△Y　　(2)

　　经常账户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MPC)、边际投资倾向(MPI)、国民收入增幅(△Y)的变化。

　　麦克杜格尔(C.D.A. Macdougall)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率(MP)，即△K=K(MP)，也就是说资本账户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率(MP)的变化。

　　可见，边际消费倾向(MPC)、边际投资倾向(MPI)、国民收入增幅(△Y)和资本边际产出率(MP)等4个经济变量与国际收支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而人口年龄结构也正是通过以上4个变量来影响国际收支结构。

　　(1)边际消费倾向(MPC)。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需要赡养的老人和需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减少，家庭收入中用于赡养老人和抚育下一代的支出随之减少。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因而获得收入，储蓄能力增强，但他们必须为未来养老而储蓄。因此，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推高了储蓄率，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将日本1955—1970年的消费率与该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作相关分析，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印证这一观点。

　　(2)边际投资倾向(MPI)。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家庭和企业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根据上文分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将改变整个社会消费—储蓄模式，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高了边际投资倾向。

　　(3)国民收入增幅(△Y)。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导致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赡养和下一代抚养的费用大幅减少，更多资金可用于扩大投资和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国民收入增幅。

　　(4)资本边际产出率(MP)。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也意味着劳动者负担系数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随之减少，加之劳动力供应充足，对工资成本上升起到抑制作用，最终提高资本边际产出率(MP)。以日本为例，1950—1970年劳动年龄人口剧增2197万人，同期被抚养人口净减少138万人，这从整体上降低投资成本。以劳动分配率(工资占附加值比重)来看，1971年日本为34.6%，同年意大利为43.8%，美国为45.8%，加拿大为52.3%，英国则高达53.4%。这意味着在日本的投资能比在其他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

　　总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尽管会因边际投资倾向的提高影响经常账户的盈余，但从整体上看，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国民收入增幅加快和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高，有利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保持盈余。

　　四、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大多从经济结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角度来解释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如裴平、孙兆斌(2006)、康立(2006)、黄瑞玲、黄忠平(2004)。其实，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都离不了人的因素，国际收支结构也不例外。

　　(四)世界各国看好中国经济，扩大在华投资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以前GDP年均增长率8%～9%，2006年达到10.5%。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近30年来，劳动力低廉的成本、投资环境的改善、市场的逐步完善、政府效能的大幅提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高额的投资收益率，使得世界各国纷纷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世界500强大举进入中国的同时，各种中小外资企业也相继入驻中国，增大对中国经济的投资，而他们的投资又构成我国出口的半壁江山，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

　　三、对我国贸易顺差的理性思考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高达60%以上；另一方面巨额的贸易顺差也给我们带来一系列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贸易摩擦不断、内需不足、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我们必须冷静理性地来看待这一问题。

　　(一)贸易顺差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持续平稳快速增长，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化分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我国贸易顺差扩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贸易顺差为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使得中国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认清我国贸易顺差的真实面目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今天的贸易顺差同200年前英国的贸易顺差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就是同今天的日本贸易顺差也不能同日而语。我国的贸易顺差有很大的水分：首先，我国贸易顺差大不能单纯反应我国制造的真实能力以及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今天我国出口2/3的价值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我国还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装配环节。其次，巨额的贸易顺差并不能不代表我国的真实财富，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我们看到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它已经名不副实，外商投资企业把高额的利润汇回母国，人家闷声不响地收获货真价实的利益，而我们却顶着这个虚假的光环，还要面对一些倒咬一口的国家的压迫。再次，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掺杂着资本流入，这些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高报低出、低报高进的货物贸易和转移定价，披着“皇帝的新衣”混进我国。最后，转口贸易的统计也是大大高估了我国的真实出口能力，我们产品出口的价值绝大部分被香港等转口地赚取了，但却记在我们的账户上。

　　(三)贸易顺差加大存在的问题

　　1.贸易顺差下掩饰我国贸易结构的不合理，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我国一直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大部分，长期以来，我们还主要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我们始终处于国际加工价值链的低端，大量的企业存在贴牌生产，没有自主的品牌，这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能耗高，制约着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尴尬——三明治，上面有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压着，下面又受到周边邻国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威胁。

　　2.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我国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受到反倾销的申诉越来越多，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反倾销被倾诉最多的国家；贸易顺差的加大，在我国当前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兑换的条件下，央行吸纳过多的外汇，使得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不仅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而且导致资本投资市场过快增长，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

　　四、政策建议

　　(一)转变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

　　中国近30年的发展，今非昔比，我们的各项条件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外汇储备据最新统计已达12020亿美元——资金已不缺乏；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受到了青睐；政府的效率大幅提高，国内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出口导向的战略要有所调整，加工贸易尽快升级，控制低端产品的生产加工、对中高端产品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其在我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申请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的门槛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有所甄别，而不是以前的一概来者不拒，对能给我们带来技术、管理、制度创新的外企持欢迎态度，对为了享受优惠政策、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要严肃决绝。

　　(二)积极同发达国家谈判，促使其放开对我国高端技术和产品的出口

　　应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谈判，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绝对不能只靠我们自己来缩小，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扩大对中国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出口，一方面可以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贸易逆差有所扭转，这是双赢和多赢的事情，发达国家不可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不顾。

　　(三)积极实施鼓励进口措施，降低或取消出口优惠措施

　　中国入世以来，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实施积极的进口鼓励措施，尤其是加大进口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力度，鼓励企业注重科研开发，给予必要的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及产品的升级换代。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外贸出口企业，沾着国家出口退税的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并未真实反应到产品价格中的其他成本来维继生计，破旧低效的机器的运转换取微薄的出口利润。一旦降低或取消相应的出口措施，一方面可以改善我国贸易经营队伍的质量，逐出低效的企业；另一方面减少由国家来变相承担的成本，同时会增大我国的社会效益，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使我国的出口有所降低。

　　(四)切实有效扩大内需

　　我国13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针对当前我国内需严重不足，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通过建立城乡保障措施，特别是在我国占人口8亿的农村实施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减少人们对子女教育、未来、老年的风险担忧程度，积极开拓农村广阔的市场，延长我国企业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同时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刺激消费，建立健全资本市场。

　　我国人口不但众多，而且具有特殊的年龄结构。目前世界各国人口年龄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结构：一类是发达国家人口模式，低出生率导致未成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良好的卫生医疗条件延长了人口寿命，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模式，多生多育造成未成年人口比重相对较高，不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影响了人口寿命，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有别以上两类。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却使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从1970年的27.3%下降到1991年的15.7%，导致未成年人口比重大幅下降，而短期内人口死亡率变化不大，老年人口比重没有大幅上升。由此，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人口年龄结构：未成年人口比重具有发达国家特点，而老年人口比重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未成年人口与老年人口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意味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资源丰富，使得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我国人均劳动力每小时工资大约为6美分，而美国员工人均每小时工资是12美元，相差近20倍。南美洲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竞争国，其劳动力价格也在每小时2美元左右。与邻国日本、韩国相比，我国劳动力价格只是日本同岗位劳动力价格的1/12，韩国的1/10左右。根据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这点也相应地体现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商品分类中“杂项制品”出口额的增长上。根据出口商品分类，“杂项制品”主要包括了服装、鞋靴、手提包、钟表等类似物品，主要集中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1995年到2002年，我国“杂项制品”顺差由462.87亿美元大幅增长至813.70亿美元，年均增长44.2%，成为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廉价劳动力吸引了众多外国厂商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生产出来的产品再返销母国，并占领全球市场，由此而推动出口的增长。可见，特殊人口年龄结构造成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为中国带来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持续J顷差。

　　国内外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开放度(REO)、实际利用外资额(BD)、固定资产投资(CAL)、年均汇率(A)是影响经常账户的重要因素，边际资本产出率MP、年均汇率(A)与资本账户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上文分析，以人口年龄结构(SOA)作为新增变量来分析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中国经常账户(CA)和资本账户(CFA)影响函数分别为：

　　本文采用OLS统计方法，选用1986～2005年的数据，对上述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影响函数进行拟合。其中，人口年龄结构(SOA)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来表示，汇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标价法，并取年均值，1994年以前的汇率是通过换汇成本来修正官方汇率而获取，数据来源于《1949～2000年的人民币汇率史》(许少强、朱真丽，2003)，实际利用外资缺少1982年数据，采用外推法获得。相关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中心的《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运用EVIEW$3.1软件，经过计量分析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5)和(6)式中，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5)和(6)方程的各项检验值表明，两方程对中国经常账户规模的解释能力比较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分别有91.2%和89.7%的部分可以从两个模型中得到说明。各个变量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表明各个变量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确实存在。D.W.检验值分别为2.058和2.125，表明两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通过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都是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顺差有着积极的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高比重的劳动年龄人口最终转化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不仅保持经常账户的长期顺差，而且吸引外资的不断流人。可以预见，单纯依靠人口因素，中国特殊国际收支结构未来不可能维持长久。人口因素既会现在造就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奇迹，也会在未来使中国国际收支状况面临恶化的威胁。据预测，中国目前人口趋势只能维持到2030年左右，此后人口为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不到50%，并逐步下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

　　为此，当前我们不能陶醉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光环中，要看到其中的隐忧，并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应对。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国际收支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取得经济发展上来，才可能减少人口因素对中国未来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二是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要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三是改进外资管理政策。吸引外资要从重数量轻效益转为效益优先，把外资的质量、利用效率和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