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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过剩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战略选择上的因素，又有制度安排上的因素，也有政策上的因素。
首先，流动性过剩是由外汇储备增加过多过快引起的，而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又是由战略和政策没有及时调整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生产优先，出口优先，因而战略和政策导向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制订和执行，如支持出口基地建设，对出口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实行免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后，人民币实际紧盯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不明显甚至还贬值了，这也刺激了出口。出口增长过快，导致顺差不断增加，最终使外汇储备堆积如山，外汇占款额直线上升。
其次，流动性过剩是由各级政府过度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增长造成的。相对生产和出口而言，我国鼓励消费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消费的政策远远没有鼓励生产和出口政策的力度大。在现行财税体制支配下，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不计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下一代福利成本，大办各种产业园区，大上各种工业项目，大力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可是，当大量工业品生产出来后，由于消费激励不够，城乡居民的消费增长跟不上工业品供给的增长速度，于是就造成了国内工业品大量过剩，在此背景下只有“被迫出口”，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出口的增长和贸易顺差的增加。
再次，流动性过剩是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刺激消费的政策不力引起的。在内需和外需失衡的情况下，国家曾多次上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想尽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并扩大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低收入人口保障力度太小，加之我国收入又过度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因此造成了收入增长越快，储蓄增长也越快于消费的增长。政策设计本是想通过调整工资刺激消费，可是最终导致储蓄大幅度增长。比如200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3457.8亿元，而当年人民币储蓄却比上年增加了15025.5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4710.6亿元。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9233.4亿元，而当年人民币储蓄却比上年增加了48271.1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20536.3亿元(见表1)。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仅靠一两项政策措施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方能见效。
其一，必须尽快调整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要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利用外汇储备增加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进口。例如，从7月1日开始，财政部将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的37%，其中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檫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将对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放款企业和持汇、用汇限制，鼓励持汇、用汇的多元化；改革外汇结算制度，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加快完善浮动汇率制度，要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让人民币按照市场力量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以增加用汇规模，如6月20日基金、券商系QDII业务规则出炉。同时颁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及《关于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使得国内基金公司、券商能够大规模开展全球资产管理业务，也为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可能。
其二，从根本上转变“生产越多越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适度发展工业；改革现有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政策，将政策重点转向支持工业调整结构，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耗能、少污染甚者无污染的产业方向上来，支持工业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坚决限制一些不顾后果、不计社会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工业。要加快资源(石油、天然气、土地、水等)价格改革，在产业发展中引入资源环境成本，将资源环境成本强行纳入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成本之中。同时，在全社会强制实行劳动力全成本进入企业成本核算制度，劳动工资要包括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再等全要素人力成本。总之，产业和企业发展不能为了降低自身生产成本，而将资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的社会成本转嫁给社会和政府。
其三，改变现行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相结合。一方面，要继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紧缩基础货币供给，比如适当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并加强对流动性的风险管理。同时，要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不断拓宽企业融资和居民投资渠道，扩大股票、基金、债券等的供给，继续改善银行的金融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理财产品。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积极消化“财政存款”，不断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为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创造条件。从2003年至今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均高于居民存款增长66.4%和企业存款增长59.5%的水平。在现阶段增加政府储蓄未必是好事，最有效的政府，并不一定是最能存钱的政府，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存钱越多，意味着他的效率并不一定最高。当前，必须将财政资金用到能改善消费环境、刺激消费方面来，而不是用到增加工业品供给方面。对此，公共财政政策应该向能增加消费的群体倾斜，向穷人和低收入者倾斜。向弱势群体增加公共投入或直接向弱势群体补助收入，都能带来国内消费的大量增长。举例来说，从2002年开始，农民通过中央政府改革获得的直接收益每年大约是16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06年农民比上年增加的消费额是2785亿元。这意味着国家每增加一元钱给农民，农民会出现1.74元的消费，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消费效应呢？这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高，农民每增加一单位的收入，将绝大部分用于消费。而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者不同，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边际消费倾向低(见表2)，如果给高收入者增加一单位收入，他们用于消费的只有64%，而将36%增加了储蓄。因此，公共财政资金应大量投向农村，增加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继续支持农民增加收入，以此带动国内消费。
其四，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2000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从76.5%下降到71.3%；另外在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重在上升，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重在下降。同时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却大幅度地增长。要尽快改变这种有利于增加储蓄而不利消费的分配格局，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其次，当前企业利润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利润大部分又来自部门垄断产生的超额利润。因此，国有企业每年应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财政将这部分利润主要用于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支出和救济穷人。第三，通过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此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
最后，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为农民和中小企业“开闸放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流动性过剩矛盾在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民贷款难，中小企业难贷款。因此，要想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要从战略、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消除其瓶颈外，还应为农民和中小企业“开闸放水”，以此来疏导流动性过剩。比如发行中小企业债券，将一批剩余资金通过债券形式贷给有市场前景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又如，根据我们对四省25个村的调查，新农村建设要完成农村通路、通水、通气(燃料)、通电、通讯、通广播电视，改厕、改厨、改圈舍、改校舍、改卫生所，建公共活动场所、建集中垃圾处理站，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收入，至少需要3万多亿元的投入。除了财政投入外，其余资金完全可以通过发行“新农村建设国债”来解决。这样，既能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又能消除流动性过剩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