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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解决我国就业矛

2017-09-26 03:31 　　 摘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主义市场体制若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矛盾突出的问题，进而强调了要把扩大放在经济社会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两个“突出”表明现阶段对我国矛盾要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全体社会的共同努力。本文将从上回顾西方经济学对问题的论述，再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矛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论”。萨伊在《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到另一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Ｄ·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凯恩斯 (J·M·Keynes)在《、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等。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Ｒ·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与通胀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机会，就算充分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岗位。(Ｈ·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Ｒ·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学的重要启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并不意味着全部，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例如它可以提高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Ａ·萨缪尔森，威廉·Ｄ·诺德豪斯：《经济学》，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量大，收缩时期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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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看，新技术的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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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三、解决我国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既使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和稳定收入的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潜在的最大危机。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和职业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为主、高等职业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后上岗，不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函授和联合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和能力。
    第四，为加快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Ｈ·克鲁格在《美国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包括找职业服务，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帮助，收集、研究和发布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信息，增加其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增长点，开拓新的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1） 凯恩斯：《、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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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宜勇：《失业冲击波》，今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 厉以宁：《学的伦理》，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4） 国务院中心“结构调整中的问题”课题组：《缓解压力要坚持城乡统筹—城市中的劳动力问题》，《经济者资料》1998年第65期。
（5） 唐绍欣，刘雯：《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失业的新进展》，《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1。
（6） 郭庆松，马道双：《国外失业理论述评》，《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2。
（7） 李俊：《失业及其替代关系选择——我国失业的对策》，《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5。
（8） 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
（9） 陈新：《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失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5.7。
（10） 曾康霖：《与通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理论经济学》，
2001.3。
（11） 余恩海，刘德中：《中国问题研究综述》，《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6。
（12） 李先锋：《试析凯恩斯的理论及对我们的启示》，《理论经济学》1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