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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4)

2017-09-26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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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行业状况

 

1.畜牧业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

2.桑蚕棉麻业

但那是当地条件造成的,并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

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

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清州、莫州、沧州、献州(今河北清县、雄县南、沧州、献县)4地桑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冀州、深州、蠡州、景州、献州、恩州、冠州(今河北晋县、冀县、深县南、蠡县、景县、献县、山东武城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东桑蚕业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一直至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如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元末陕西宜君县一石姓农民养蚕30箔,据传说其蚕发生变异,化为一巨蚕,吐丝15斤。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学家王桢有不少论述载于《农书》。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但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户均丝4.47斤。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xlvi]大约在金末元初,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xlvii]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金史》卷44《兵志》。

《元史》卷122《槊直腯鲁华传》。

《金史》卷44《兵志》。

《金史》卷47《食货志》。

《宋史》卷198《兵志》12

《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

《金史》卷5《海陵纪》。

《金史》卷10《章宗纪》。

《元史》卷160《刘肃传》。

《金史》卷7《世宗纪》中。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元史》卷100《兵志》3

《大金国志校证》卷39《男女冠服》。

《金史》卷47《食货志》2

周密《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中华书局1983年版。

《秋涧集》卷52《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

《金史》卷23《五行志》。

《金文最》卷42,初昌绍《成趣园诗文序》。

《大金国志校注》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卷112《北行日录》下。

《金史》卷23《五行志》。

《金文最》卷78,陈大举《济阳县创建先圣庙碑》。

《金史》卷84《昂传》。

《农书》卷9《桑椹》。

文天祥《文山全集》卷14,北京市书店1985年版。

《马可波罗行纪》第96134137148113110114115章。

《元史》卷50《五行志》1

《元史》卷35《文宗纪》4

《秋涧集》卷62《劝农文》。

《元一统志》卷2《大宁路• 土产》。

《滋溪文稿》卷18《从仕郎保定路庆都县尹尚侯惠政碑铭》。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

《农书》卷20《蚕椽蚕箔》。

《农书》卷21《桑碪》、《桑夹》。

《农书》卷6《蚕缫篇》。

《农书》卷20《缫车》、《热釜》。

《元史》卷5《世祖纪》2。《元史》卷93《食货志》1作“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与此数稍异。

《元史》卷93《食货志》1

《元史》卷95《食货志》3

《三朝北盟会编》卷3

《金史》卷92《毛硕传》。

《农书》卷22《麻苧门》。

司农司《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苧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实际上陈州在先秦时已产苧麻,《诗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即是。

《马可波罗行纪》第5053章。

《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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