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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2017-09-26 06:32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1960|66207|13073|19．7
1961|65859|12707|19．3
1962|67295|11659|17．3
1963|69172|11646|16．8
1964|70499|12950|18．4
1965|72538|13045|18．0
1966|74542|13313|17．9
1967|76368|13548|17．7
1968|78534|13838|17．6
1969|80671|14117|17．5
1970|82992|14424|17．4
1971|85229|14711|17．3
1972|87177|14935|17．1
1973|89211|15345|17．2
1974|90859|15595|17．2
1975|92420|16030|17．3
1976|93717|16341|17．4
1977|94974|16669|17．6
1978|96259|17245|17．9


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5]

从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国城镇因迁移和市镇区划变动(即农转非)增长的人口估计约为6300多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10万，仅占同期城镇新增人口总数的48．57%。[6] 其中5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人口迁移；而60和70年代的城镇人口增长，则主要来自城镇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化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人口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发展镇的数量和规模就成为1978年以前农村城市化的一个可以选择的途径，即农民通过建立和发展镇来实现自己的城市化。实际上，由于大城市土地资源的昂贵和其他，小城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但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和国家农村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萎缩，镇的人口增长很慢。据统计，1953年全国镇人口为3372万人，1957年则降为3047万人，1965年增长为3793万人，1970年为4576万人，1978年为5316万人，1978年仅比1953年增加57．65%，[7] 低于全国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时，镇的数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国共有建制镇5400个，1957年则减少为3596个，[8] 1963年进一步减少到2877个镇，到1978年，全国镇数降至2850个[9] 。由此可见，在1978年以前，“镇”并没有成为农村城市化的基地。

(二)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制度、医疗制度、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象大多数事情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样，1949－1978年经济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城市化滞后和城乡壁垒，其消极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这里只想讲几句作为遗产的积极作用。第一，就当时来看，这种城市化滞后，一方面维持了高积累下的工业体系早日建成；另一方面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高失业率、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和城市贫民窟)。第三，作为1978年以后改革发展的起点条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都起到了“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作用。近30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来自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而城乡壁垒又迫使农村优秀人材不得不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和走上以小城镇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从而避免了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所造成的严重问题。

二、1978年以后的城市化进程极其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一)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10] 大中小城镇建设投资的扩张，已经成为90年代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因素。

(二)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11]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上述建议在当时的城乡户籍制度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结果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12]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方针，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二) 城市化水平。

关于城市化的水平，现在主要采用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这里，为了测度和反映我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居民享受城市化好处的程度，还收集了城镇人口的分布情况，即人口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分布。就来看，虽然小城镇发展较快小城镇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城市化好处是比较低的。小城镇迅速发展是这个时期城市化的突出特点。

1979－2000年城市化水平[13] （单位：万人）

年份|全国总人口|乡 村 人 口|城 镇 人 口|城市化水平(%)
1979| 97542|79047| 19495| 18．96
1980| 98705|79565| 19140| 19．39
1981| 100072|79901| 20171| 20．16
1982| 101654|80174| 21480| 21．13
1983| 103008|80734| 22274| 21．62
1984| 104357|80340| 24017| 23．01
1985| 105851|80757| 25094| 23．71
1986| 107507|81141| 26366| 24．52
1987| 109300|81626| 27674| 25．32
1988| 111026|82365| 28661| 25．81
1989| 112704|83164| 29540| 26．21
1990| 114333|84142| 30191| 26．41
1991| 115823|85280| 30543 | 26．37
1992| 117171|84799| 32372| 27．63
1993| 118517|85166| 33351| 28．14
1994| 119850|85549| 34301| 28．62
1995| 121121|85947| 35174| 29．04
1996| 122389|86439| 35950| 29．37
1997| 123646|86637| 36989| 29．92
1998| 124810|86868| 37942| 30．40
1999| 125909|87017| 38892| 30．89
2000| 126583|80739| 45844| 36．22

说明：2000年的城镇人口数量，是按照国家统计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计算的。因此城镇人口增加很多。可参见周一星、于海波：《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城镇化水平的初步》，《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城乡从业人员结构[14]

年份|城镇合计|其中国有单位|其中集体单位||乡村合计|其中农业|其中非农产业||城乡合计
1978| 9514| 7451| 2048|30638|27856| 2827|40152
1980|10525| 8019| 2425|31836|28836| 3000|42361
1985|12808| 8990| 3324|37065|30086| 6979|49873
1990|16616|10346| 3549|47293|36424|10869|63909
1991|16977|10664| 3628|47822|36481|11341|64799
1992|17241|10889| 3621|48313|35826|12487|65554
1993|17589|10920| 3393|48784|34242|14542|66373
1994|18413|11214| 3285|48786|33902|14884|67199
1995|19093|11261| 3147|48854|32467|16387|67947
1996|19815|11244| 3016|49035|31668|17367|68850
1997|20207|11044| 2883|49393|32221|17172|69600
1998|20678| 9058| 1963|49279|32150|17129|69957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999|21014| 8572| 1712|49572|32072|17500|70586
2000|21274| 8102| 1499|49876|——|——|71150

说明：（1）城镇从业人员合计减去国有和集体单位人员后就是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从业人员数。
（2）乡村中的农业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基本上是个体经营。
（3）乡村中的非农产业，在1992年以前，主要是集体企业；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随着改制完成，非公有制企业实际上成为主体。
（4）根据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第354页的表18编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乡村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自1996年以后即开始徘徊，说明随着城乡壁垒的松动和消失，农村基础设施差，缺乏人才、管理一般落后、没有集聚效益等特点，使得乡村本身已经不再是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必须之地了，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首选之地；而大城市所具有的基础设施良好，人才集中、管理较规范、信息发达、集聚效益高、机会多等优点，则成为大中型企业投资和农民转移的理想之地。因此，城市化的进展，虽然是发展大城市与发展小城镇并重，但是实际上，在未来的城市化中，大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些。

这个时期城镇化的最突出特点，是小城镇的数量增加很快。这里所说的小城镇，是指县级市（包括县级市）以下的城镇，包括县城（城关镇）和建制镇。到2000年底，全国小城镇（即上述的城关镇和建制镇）已达2·03万个，比1978年（2173个）增加了4倍。建制镇数量已占乡镇总数的46.7%。其中有14个省市区的建制镇比重超过50%（上海98.3%，广东97.9%，广西54.7%，海南66.6%，福建63.1%，山东68.3%，浙江56.3%，江苏81.6%，安徽52.6%，湖北64.9%，吉林53.6% ，辽宁58.5 %，北京66.2%，天津53.8%）。[15] 1999年底，全国建制镇（不包括县及县级市城关镇）镇区人口户数为2579万户，占全国乡村总户数的11·6%；人口为9113万人，占全国乡村总人口的10·2%。[16]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建制镇的发展有过两个高峰时期，一是从1984-1986年的“撤社建乡”，修改建制镇标准时期，3年增加7750个；二是从1992-1994年的乡镇“撤、扩、并”时期，3年增加4247个。这6年里建制镇共增加11997个，平均每年增加1998个，相当于1979-1999年净增加数的71%。[17] 1979年全国建制镇为2851个，1986年即达到9755个，1990年达到11392个，1995年达到17828个，2000年则达到20312个。但是建制镇的平均规模（居民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1997年以后则回升。1979年镇均人口14672人，1986年则下降为6097人，1996年为4519人，1999年为5118人。[18] 反映出小城镇已经跨国单纯的数量扩张阶段，转入数量和规模同时扩张阶段。
三、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

由于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城市化与过去和以后有什么差异的话，则表现为隐性城市化和准城市化现象。所谓的“隐性城市化”，是指两种现象：一是存在尚未取得城市正式居民地位的长期留居城市的人口；二是存在大量居住乡村，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前者是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而后者除户籍制度外，还受80年代以来提倡的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所谓的“准城市化”，则是指的许多小城镇规模很小，设施落后，大批建制镇的居民虽然已经为城镇居民，但是仍然没有脱离农业和生活条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能称之为“准城市化”。

1、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实际突破，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旧体制所遗留的在财产（集体所有制）、户籍、、保障等方面的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差异，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候鸟”型的民工，即家庭留在，而长期在城市，或者家庭虽然已经由农村迁到城市，但是并未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没有获得市民资格，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1997—1999年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表明，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人口规模逐年扩大，由1977年估计的6100万增加到1999年的8200万。考虑到漏报因素，实际人数还要多。在上述人口中，离开县所在地人口占80%。[19]
2、隐性城市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量的乡镇和非农人口还存在于农村，从产业来说，他们已经实现了转移，但是从地域来看，仍然居住在农村。1992年，集聚在建制镇的乡镇企业数量，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8%；[20] 1999年，建制镇拥有的乡镇企业数量，仅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37%。拿小城镇比较发达的江苏省来说，2000年建制镇新增乡镇企业3607家，但是在镇区落户的仅为131家，只占3·6%，镇区集聚企业只占企业数的18%，其余均分散在村庄。[21]

3、小城镇的城市功能还较弱，居民尚处于准城市化生活水平。

由于小城镇数量增加很快和许多城镇升格为城市，使得小城镇的规模、基础设施以及第三产业的水平都比较弱。从建制镇的规模来看，1999年末平均每个镇区有1449户，5118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镇则高于这个规模，西部地区的镇则低于这个规模；从数量上看，镇区人口在3000人以下的建制镇占总数的46·7%，3000-5000人的镇占23·1%，5000-8000人的镇占15%，8000-12000人的镇占7·1%；12000人以上的镇占8·1%。从建制镇人口的结构来看，非农业人口占镇区总人口的43·9%，其中东部地区为45·1%，中部地区为44·7%，西部地区为42·2%，差别并不大。从产业结构来看，非农产业已占主导地位，比重达83%。据统计，每个镇区的企业数和每个企业的从业人员数，东部地区平均为94·5个和18·7人，中部地区平均为105·6个和9人，西部地区平均为67个和8人。在劳动力中，劳动力居多，比重达45%。[22]

世界银行有关专家在《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时，才会出现集聚效益。我国的许多则认为，小城镇的镇区人口至少要达到3万人以上，才能正常发挥集聚的功能。[23] 我国目前的小城镇不仅距正常发挥城市聚集效应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建制镇因缺乏资金或投资效益太低，基础设施虽然比乡村提高不少，比城市仍然落后较多。据1996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小城镇抽样调查，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衡量，小城镇的废水和垃圾处理率几乎为零。除城关镇外，近40%的建制镇没有自来水设施。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居民还处于一种准城市化水平，除主要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外，还是中国城市化受农村集体所有制、户籍制度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发展小城镇方针三重因素制约的结果。这也反映出在农村人口太多的国情下，中国的城市化恐怕也只能在扩张城市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农村人口和产业就地聚集为城镇。

四、关于未来城市化的几点思考

目前，关于城市化重要性和面临的的论述已经很多，人们几乎耳熟能详了；但是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即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虽然我国目前继续实施1980年确定的方针，则是时至今日，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很大，其中对此方针否定最为激烈的，当属秦尊文的《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柳随年在《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一文中，根据人们的重点不同，将有关城市化的建议概括为三种观点：积极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24] 关于上述不同观点的争论和长短，这里不去评价，仅想就读过上述文章后，就一些人们忽略的问题，谈两点想法。

第一，选择中国的城市化方针的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应该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而我国是一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必须走效益型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根据世界已经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大城市的经济效益高于小城市。如前所述，世界银行出版的《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的规模才会出现集聚效益，并且“从来还不清楚地证实城镇大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不经济的现象。”法国经济学家维德马耳利用瑞士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为：100万人口的城镇经济效益比2万人口的城镇高2·2倍，比20万人口的城镇稿40%，比40万人口的城镇高19%。[25]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如果没有特殊的限制或壁垒，人口和经济主要是向大城市集中，这是城市化的一个一般。[26]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10月18日，《经济日报》推出“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排行榜”，除深圳因特殊原因排在前列外，基本上是按照城市规模排序的，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特大城市均排在前列。

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比小城镇要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人口太多，中国越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压力就会越大，因此选择节约型和效益型的城市化就越有必要，这也会成为市场的选择。而制度的因素、各基层利益的干扰将会逐渐被排除，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因势利导，扶持大中城市发展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主攻方向。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应该充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

第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从、制度和个阶层利益对城市化的制约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方针。

首先，即使不考虑中国乡村人口太多这个因素，中国的城市化也是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下开始城市化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户籍制度已经受到很大冲击，打为松动，但是由于它与部分城市居民（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利益相联系，当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覆盖农村，当城市户口还带有高于农村外地的社会福利、当全国的统一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形成时，要想一夜之间就取消户籍是不现实的。因此，放松户籍管制，形成我国统一的法规，禁止各城市制订歧视性、壁垒性限制迁徙政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应该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相一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进展很快，是与经济迅速发展分不开的。有些人用中国人均GDP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实际上忽视了我国农业人口的数量和GDP分布极为不均衡，当我们看到大多数农民的收入状况、小城镇的结构、大中城市的失业人口，就会明白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病”（大量的贫民窟），是因为稳妥地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如果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预期不高，就不要指望城市化的速度应该很高。

第三，对小城镇的发展，要顺其自然。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功能不健全、不完善，既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又导致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偏高，使用效率低下，并使得第三产业发展受阻，而这些都导致小城镇的投资效益低于大中城市。因此，在可以预见的短时期内，当地居民还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改善大幅度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时，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为小城镇的发展筹集足够的资金的。据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调查：2000年建制镇镇区平均人口为6770人，人均财政收入为458元。“在推进城镇化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很重，我们每个镇要增加2-3千人，就需要投资上亿元搞基础建设”，而“2000年有36·9%的建制镇‘入不敷出’，要靠预算外资金来弥补；50%的镇人均财政收入不足300元，这些镇根本不可能对小城镇进行投资。全省真正能够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小城镇建设的镇不足三分之一。”[27] 由此可以看出，小城镇要实现集聚效应，确实提供城市功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如果政府过于强调发展小城镇，就容易引起地方政府从自己的政绩和享受目的出发，依靠行政手段筹集资金，从而不仅加重当地农民和企业的负担，也将有限的剩余（资金）从生产和急需的部门强行转移到生活消费。
注释

[1] 许涤新主编：《当代的人口》，中国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216页。
[3] 麦迪森；《世界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1页。
[4]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3页。
[5]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6] 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493页。
[7]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8] 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第1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页。
[10] 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经济和社会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版，第183页。
[11] 朱守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12] 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3] 资料来源：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9页；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14]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35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5] 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6] 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7] 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8]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年鉴（1986-1987），557页，中国建筑出版社，1989；刘仲黎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30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3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19] 国家统计局编：《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九五”》，25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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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编：《全国小城镇试点改革经验文集》，第15页，改革出版社，1996。
[21] 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6页，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2] 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3] 参见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38、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4] 参见柳随年：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25] 转引自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第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6] 转引自刘勇、张立群：《“十五”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考》，《中国经济信息网·联合论坛》2000年8月14日；还可参见李云：《中国城市化亟需提速》，《城乡建设》2002年第2期。
[27] 江苏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江苏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测定和对策》，鲜祖德主编《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主要参考：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改革开放以来各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2001。
2、 国家统计局： 《2001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3、 王茂林等：《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 刘仲黎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乡经济关系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6、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编：《全国小城镇试点改革经验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
7、鲜祖德：《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0、柳随年：《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思考》，《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11、朱宝树：《中国城市化：从控制中发展到发展中控制》，《华东师范学报》2000年第1期。
12、秦尊文：《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13、陈锦华主编：《第八个五年计划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14、朱守银：《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6期。
15、汪利娜：《中国城市化进程及战略选择》，《经济要参》2001年第38期。
16、张秉忱：《中国城市化道路求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7、刘勇：《我国城市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4日。
18、周一星、于海波：《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城镇化水平的初步》，《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19、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0、卫 珑：《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讨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