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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薑，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山水明秀，土地肥腴”，泰和年间引南山之水，建渠50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公室赖之，刍粟无忧……汲引灌溉，塗墍洗濯，无复嚮时之艰虞。”不久，“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鬚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鬰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水利事业的，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通购物斛”。兴定四年（1220年），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
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蒙哥汗二年（1253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选关中为封地。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50里长渠，引汧水灌溉农田3000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药园。“岐人惠之”，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
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5县农田7万余顷。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
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环境中，经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农业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古渠，一名汉延渠，一名唐来渠，受益面积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予以修复，“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气寒地瘠，少稔岁”的甘州。
6.东北及内蒙
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已有猛安谋克户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205000余石，因当地官方“收多支少”，储存量多达2476000余石。
临潢府所属的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6万顷之多。
辽宁南部地区人口稠密，垦殖率高，并不断扩大农业区。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合厮罕关周围700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田收甚利。”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辽东、北京路主要即今辽宁省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96《食货志• 市籴》中，所记载几乎全是元世祖时的事例，凡22年次，明确所在地者29地次，在本区者13地次，列述如下：
和林在我国现境外暂且不论，仅在内蒙者就有10次地，证明当地及附近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余粮。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曾在辽阳路懿州（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锦州（今辽宁锦州）以钞30万锭和籴粟豆10万石，运往大都。[xliii]在金代发展基础上的东北经济，继续着北粮南下的历史贡献。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在辽阳和籴粟豆50万石，[9]（卷42）表明生产继续增长。
《金史》卷92《毛硕传》。
《金史》卷50《食货志》5。
《金文最》卷25，强造《孔公渠水利记》。
《金史》卷108《胥鼎传》。
《金史》卷27《河渠志》。
《金史》卷116《石盏女鲁欢传》。
《元史》卷151《田雄传》
《元史》卷65《河渠志》2。
《元史》卷158《姚枢传》。
《元史》卷4《世祖纪》1。
《元史》卷191《许楫传》。
《牧庵集》卷23《有元……高公神道碑铭并序》。
《马可波罗行纪》第114、115章。
《元一统志》卷4《邠州• 风俗形势》。
姚燧《牧庵集》卷23《高良弼神道碑》。
《秋涧集》卷86《论范阳种麦事状》。
《滋溪文稿》卷17《韩永神道碑铭》。
《续通考》卷3《田赋》3。
《元史》卷66《河渠志》3。
《金史》卷134《夏国传》。
《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元史》卷148《董文用传》。
《马可波罗行纪》第71章。
《元史》卷17《世祖纪》14。
《元史》卷121《伯都传》。
《元史》卷13《世祖纪》10。
《元史》卷15《世祖纪》12。
《元史》卷121《伯都传》。
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马可波罗行纪》第50、52、53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金史》卷44《兵志》。
《金史》卷50《食货志》5。
《金史》卷47《食货志》2。
《金史》卷73《宗雄传》。
《金史》卷47《食货志》2。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大金国志校证》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金史》卷66《完颜齐传》。
《元一统志》卷2《辽阳路• 古迹》。
《金史》卷27《河渠志》。
《元史》卷35《文宗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