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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

2017-09-27 01:14 　　     我对史学的了解不多。前几年，应《》的要求写过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后来又应《经济学动态》的要求写过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的短文，表述了我对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的一些粗浅的认识[1] 。现在就其中的三个再作一些申述，以就正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记述的传统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我在这里把“经济史记述”和一般的“经济史资料”区分开来，因为这些“经济史记述”虽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甚至是基干性的资料，但从其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它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经济史资料，分散在经史子集各部中，迄今没有作过系统的清理。即以四部之首的儒家经典而言，就保存了不少有关上古经济的史料。历代的家和思想家多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分别见于先秦秦汉诸子和历代文集中。子部中的农家有大量讲述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的著作，除农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水利书、用书，近年又发掘了一批经商指南一类的商业用书。地方志和记述各地风土人情的著作中亦有社会经济的。明清的一些学者，反对宋儒空谈性理的倾向，提倡经世致用，写了不少有关国计民生的奏议和文章，明清多种经世文编就是这类文章的汇集，其中就有不少是谈经济问题的。明清时代又有讲述国家财政各类问题（如赋役、漕运、马政、盐法、钱法、荒政）的专书。历代的会要和会典的相关项目记载有关经济财政的典章制度。历代类书的相关项目则可视为有关经济史料的汇编。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物和简牍文书，也包含了大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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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和《十通》中的“食货门（考）”。

在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就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以前的财政演变，《货殖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家的活动和各个经济区域的特点及其相互的联系等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其篇名取义于《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固的解释是：“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在这里，“食”固可指农业，更确切地说，是指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生产活动；但“货”却不能仅仅归结为家庭手工业，它主要是指交换和流通，流通的媒介，包括还没有脱离使用价值的布帛和基本脱离了使用价值的金刀龟贝。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食货”相连，即相当于近代“经济”的概念。《汉书•食货志》上篇述“食”，下篇述“货”，时间则从上古到西汉，实际上是当时一篇简明的经济通史。从《汉书•食货志》开始，二十五史中列有《食货志》计12种[2] ，加上《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货殖列传》和《新元史》、《清史稿》中的《食货志》，则有17种。内容也愈加丰富和。如《宋史•食货志》有14卷22目之多[3] ，是正史《食货志》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正史《食货志》所据材料主要来源于国家档案，因而所记经济事件一般比较准确和完备。正史中也有缺《食货志》的（《后汉书》、《三国志》无《食货志》，南北朝诸史除《魏书》外也无《食货志》[4] ），但后史有《志》者（如《晋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往往对前代有所追述。因此，正史中的《食货志》基本上是相互衔接的。它们不但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最基本的材料，而且本身就是传统史学中首尾相续的完整的经济史系列。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政书记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的演变，其中贯通古今的是《十通》[5] ，它们都设有“食货门”。《十通》中的“食货门”与正史《食货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以引述史籍中的有关资料为主，间有编者的评述，带有材料汇编的性质，但资料收集范围不限于正史的《食货志》，资料的分类也更细致。三《通典》、三《通志》、四《通考》各自成为一个系列；尤以四《通考》内容最为丰富。《通考》把食货门列于书首，共8考27卷，占24门的1/3。这8考是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续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的食货门也是8考，但分别增至33卷和46卷，近人刘錦藻编纂的《续清文献通考》，除增至83卷的食货门8考外，又新增“邮传”、“实业”两门33卷。四《通考》食货门汇集了大量经济史文献，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上古至清末有关典章制度的沿革和财政经济方面的重大事件，它们构成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中又一首尾相续的重要系列。

由此可见，中国不但很早就出现关于经济史的记述，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但传统经济史学并非意义的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经济史等社会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传统经济史学与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西方经济史，是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经济学的确立而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它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和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中国古代虽然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我国古籍中对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和对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问题的论述纠结在一起，难以剥离出来），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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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经济史学是历史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传统经济史学在传统史学中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食货志》是正史中的一部分，《食货门》是《十通》中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没有专述经济史的独立著作。

3、作为传统史学非核心部分的经济史，它所记述的主要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这与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是不同的。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外，还有“公经济”或“官经济”与“私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公经济”或“官经济”，忽视“私经济”，现代经济史学则兼顾“公经济”与“私经济”。这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特点有关。本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是着重谈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国家应该如何管理经济，自战国以来形成两大思想派别，一是以《管子》“轻重论”为代表的干预主义，二是以太史公“善因论”为代表的放任主义。从“善因论”出发，太史公写了反映私人工商业主经济活动的“货殖列传”，可惜没有能够延续下去，成了绝响。正史中除《汉书》以外，再没有货殖传，就是《汉书•货殖传》，也只是抄录《史记》而添加少许新资料而已。作为传统经济史学基干的正史《食货志》系列和《十通》“食货门”系列，一般只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私家的经营活动和经营思想只能从若干笔记小说和农书、家训等资料中获得某些反映。

传统经济史学虽然不同于现代经济史学，但它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有不少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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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是中国经济史坛中颇有的一个刊物。陶希圣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抗战时期跟汪精卫跑过一段，滑到了叛国的边缘，后来跑了回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由于这些原因，过去对陶氏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中国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目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动理论，对陶氏的《食货》半月刊，或全盘否定，或緎口不谈。近年来有了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提出应该把政治和学术分开，试图在学术上重新评价陶希圣和《食货》半月刊，最近《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发表了陈峰《<食货>新论》一文，肯定了《食货》的唯物史观取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推进了一步。这些评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也有需要继续讨论的地方。

《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中申述其出版意图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比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据陶氏本人的统计，它在刊出的两年半中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6] 。剔除每期必有的“编辑的话”和启事之类，实有研究资料及293篇。我把它们粗分为20类，每类名称、数量及占总数的百分比如下表：

分类|数量|%
1、经济史学理论方法|29|9.9
2、社会形态理论及外国社会经济发展|30|10.2
3、中国社会形态研究|23|7.8
4、历代经济综述|21|7.2
5、阶级、等级，阶级斗争|43|14.7
6、家族|8|2.7
7、田制|23|7.8
8、租税赋役|9|3.1
9、财政|4|1.3
10、寺院经济|6|2.0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11、、农业|17|5.8
12、手工业|9|3.1
13、商业、都市、对外贸易|17|5.8
14、货币|11|3.7
15、社会生活|10|3.4
16、人口|9|3.1
17、经济思想|2|0.7
18、经济史资料|9|3.1
19、书评|4|1.4
20、其他|9|3.1
合计|293|100

在这20类中，2、3、4、5、6、7、8、9、10诸类主要涉及生产关系，共167篇，占总数的57%，11、12、13、14诸类主要涉及生产力，共54篇，占总数的18.4%。在有关生产关系的研究中，社会形态问题最受关注，有3期是讨论“社会形式（按即社会形态）发展史”的专号。据我统计，《食货》介绍国外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文章30篇，通论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27篇，共57篇，合占总数的18%，即将近1/5。除通论性研究外，历代经济综论、阶级等级和家族类的中有不少是讨论各个时代的社会形态问题（如讨论汉代是否奴隶社会，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等等），或者是围绕社会形态问题进行探讨的（如何兹全等人对魏晋以来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研究，倪今生对“五胡乱华”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等等）。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估计超过《食货》文章总数的1/4。可以说社会形态问题是《食货》关注的焦点。此外，对田制、阶级关系也相当重视。在有关生产力的研究中，除生产外，对流通也相当注重。研究商业、都市、农村集市、对外贸易的文章17篇，研究各代货币、的文章11篇，共28篇，占总数9.6%，将近1/10，比例不低。《食货》绝大部分文章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或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的，已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另外，也有少量文章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如饮食、婚姻、宗教信仰、妇女、以至城市夜生活等。

《食货》编者反复强调其办刊方针是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但也不忽视理论方法。《食货》刊登的有关理论方法的文章的确不少，其中有关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29篇，有关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1/5以上。除了这部分和另一些文章外，讨论中国经济史具体问题的文章共222篇，其中属于通论的的33篇，占总数的14.9%，分论各代问题的189篇，占总数的85.1%。《食货》一般称这些文章为“研究资料”，实际上除少量纯粹是资料的排比外，大多数是在收集整理资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在各个时代的研究中，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最多，占总数的1/4以上，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元次之，先秦和明清又次之，近现代最少。具体数量和比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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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通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现代|总计
数量|33|26|56|43|36|24|4|222
%|14.9|11.7|25.2|19.4|16.2|10.8|0.18|100

上述情况表明，《食货》的创办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社会形态问题。但人们已不满足于社会史论战时期那样的上下几千年笼统的通论式的文章，不满足于粗枝大叶的研究，在潜心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把重点转到各个时代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上。这实际上也是当时史学许多人的共识，是学术发展合乎的趋势。《食货》的研究领域也比“论战”时期大大拓展了，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文章有一定深度，直到今天仍有价值。《食货》中的一些研究具有开创的意义。如陶希圣及其弟子们对“魏晋封建说”（或称“魏晋中古说”）的建构（我们下面还要说到），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把敦煌卷子引入经济史研究，等等。《食货》提倡从方志中搜集经济史资料，设想把社会调查和农书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农业技术史，亦有创意，但没有真正实行。在《食货》全部文章中，翻译的作品占一定比重，共计52篇，占总数的17.7%。其中，介绍经济史学理论方法的8篇，介绍社会形态理论和外国经济发展情况的26篇，讨论中国经济史上具体问题的18篇，大部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对引进国外的有关学术理论和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也是很有意义的。

《食货》不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刊物，在这以前，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已经出版；但《食货》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的期刊。它的影响相当大，印行量一度达到4000份，即使在今天看，这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它在日本拥有相当一部分订户和读者；《食货》学会中还有日本的学者。

总之，《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不能抹杀的，全盘否定《食货》是欠公允的。

《食货》半月刊的这些贡献，是《食货》全体作者和编者共同做出的，而作为《食货》的发起人、组织者和主编的陶希圣，是功不可没的。即使从在《食货》中发表文章的数量看，陶希圣及其弟子鞠清远等也是最多的[7] 。

政治和学术有联系，但不是一码事，我赞成把它们适当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陶希圣、食货学派和《食货》半月刊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毕竟不是一码事，也不应该混为一谈。陶希圣办《食货》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政治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们当中有吕振羽、嵇文甫、周一良、傅衣凌、李文治、王毓铨这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如果把他们都归入“食货学派”，岂不是有点荒唐；即使是全汉昇、杨联陞这样与陶希圣有过比较密切关系的史学家，也不宜划入“食货学派”。《食货》的作者，即使不算吕振羽这样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作。如李秉衡就译介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王瑛也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研究经济史必读的参考书，他们都不同意陶希圣关于理论方法与史料关系的观点，并在《食货》中提出了批评意见。用他们的文章和观点论证“食货”学派的唯物史观取向，恐怕是欠妥的[8] 。如果说存在“食货”学派的话，那就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和影响下从事研究并持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观点的几位学者（主要是他的）[9] 。陶希圣还和他的弟子在北京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致力于有关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史著作的撰写[10] 。这个“学派”圈子不大，存在时间不长，很快发生了变化和分化，有一直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的耆宿，也有堕落成汉奸的。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至于陶希圣本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取向，也应该具体分析。陶希圣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标榜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是否只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我们当然不能光听他说，而且要看他怎么做。现以陶氏修正“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和建构“魏晋封建说”为例进行一些分析。

我们知道，陶希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发表中国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以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认为战国至秦汉是奴隶社会（古代社会），魏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中古社会）。这种转变开始于创办《食货》之前，在《食货》中，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陶氏及其弟子们致力于构建“魏晋封建论”的发展轨迹。

《食货》创刊伊始的第1、2期，即连续发表了何兹全的《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和武仙卿的《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概要地阐述了魏晋之际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性质。以后多次发表有关该时期及其前后变化的文章。据我的粗略统计，《食货》论述跨代和断代经济史的文章中，有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占1/4以上，这与陶希圣及其弟子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魏晋封建论的构建上是分不开的。

在第1卷第6期评介杨联陞《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生产》时，陶希圣肯定杨氏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指出“秦汉的商业以奴隶的生产为基础。中唐以后的商业资本以城市手坊及定作制下的家庭工业为基础。前者分解小农经济，准备庄园制度的到来。后者分解庄园的生产，破坏农村的自给经济。这是不大能够否认的事实”。又说：“商业资本固然不能决定社会形态，它分解旧有社会形态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氏族社会分解而转变为奴隶社会，中古社会分解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所转变的社会是什么，决定于生产条件，商业资本却有助产作用。”表明他已从“商业资本社会说”退却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第1卷第7期比较集中地发表关于奴隶制的文章，反映陶氏及其弟子的“学术关怀”。该期和下一期连载了倪今生关于“五胡乱华”前后中国经济的文章，陶氏对这位原来不认识的学者的文章大加推崇，欣喜地说：“两篇所指的是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过程。这一过程假如确实无疑，则中国史与欧洲则共通的合法则性，便可树立，在社会科学上是一大贡献”。

第2卷第9期陶氏《古代社会经济》一文，是从科洼流夫等人的《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论》中翻译过来的。他说：“我译出这篇的意思，是想我们大家洗涤几样的成见，如以奴隶的数量为奴隶社会的决定条件，又如封建社会无须有奴隶社会先行等等。”

在第2卷第11期，当李立中发表文章为他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鼓吹的时候，陶希圣却发表了《战国到清代社会史略说》，把公元前五世纪至后三世纪定为“古代社会”，把三世纪至九世纪定为“中古社会”，把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定为“近世社会”。

在第2卷第12期，陶氏评介他的得意弟子鞠清远的《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说：

……客的转变过程的研究是了解中古社会的钥匙。自由人怎样依附豪宗大族，从自由的食客变为半自由的农奴，这种转变指示我们以古代社会为何转变为中古社会的两大线索之一。另一线索是奴隶转变为农奴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方面，奴隶经济仍然继续发达，一方面农奴经济普遍起来。从家长制下的家内经济，工场农场的奴隶，分田纳租的奴隶，到近于奴隶的客，分田纳租的客，趋附豪强的独立农民之客，以至于依附豪贵的士人之客，其间各有不同的关系，不是凭空想得出的……

《食货》讨论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文章相当多，为了追溯依附性“客”出现的背景，陶希圣自己也写了《西汉的客》（第5卷第1期）、《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宾客子弟》（第5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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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卷第4期在回答李立中关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看法之提问时说：“我近来的意见，以为商业资本是有分解旧社会的力量。商业资本的单独发达，也造成许多社会的特征。只是要问商业资本发达的生产基础。如奴隶工业及奴隶农场，又如独立的手工业及农业上的商品生产等，都要探讨和研究，才可以断定社会的性质。”这也表明陶氏的观点的变化。

在第4卷第6期题为《冀筱泉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枢纽区域》的一篇书评中，陶希圣说：

从秦到清的长期半封建经济论，我是提得很早的一人。但是五年的，使我把这个最适合社会外表的观察，给放弃了。我总喜提出中国的中古。中国的中古是从东汉末年到唐末时期。农奴劳动的上面，世俗的与宗教的贵族庄园，与国家庄园的对峙，如果深深从经济组织内部看取，是没法使我们不承认这才是中古时期。

中古以前及其以后的商业与其基础的工业，性质是不大一样的。单提奴隶劳动与自由人劳动的分别，就可见了。商工业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影响的。秦皇汉武的西南开展，隋唐对于中亚的远征，争的都是些什么，是我们容易看得出的。唐宋以后，开关闭关政策的争执与更迭，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封建制或半封建制一句话能够包括的，也不是“水利的影响”所能概及。

在第5卷第11期的“编辑的话”中，陶氏说：“我对于战国到东汉假定为奴隶社会，于今四五年了。”

陶氏的这些观点为当时学界的学者们所知晓，有的学者并对此加以评论。如第4卷第4期陈啸江《中国社会史略谈》就对陶氏所持魏晋封建说提出质疑和批评。又如第5卷第6期傅安华在《关于奴隶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的症结之一，是秦汉的奴隶社会问题。主张秦汉是奴隶社会的最早一人，是陶希圣先生。”作者表示他赞成这种观点。如果不承认秦汉是奴隶社会，整个的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便不会解决。

我在这里不想评论魏晋封建说的是非得失，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陶氏建构魏晋封建说，主要是依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陶氏标榜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是假的。陶氏及其弟子们的这一探索是开创性的，是很有价值的。魏晋封建说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主要理论观点之一，“文革”结束后呈发展之势。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至今仍然把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作为主要论据之一，即使不同意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也承认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一学说的合理成分不容抹杀，陶氏及其弟子的开创之功也是不可没的。

但有人说，陶希圣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史的，这却值得商榷。陶氏标榜自己是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但这并不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曾经作这样的表述：

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种斗争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1]

这是包括三个层次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否认陶氏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在研究中接受和运用了唯物史观的某些观点和方法；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抛弃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种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剥离开来的“唯物史观”，还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吗？还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吗？陶希圣自己也说过：“这个方法（按指他的“唯物史观”）又与什么主义（按指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事情。”这是比较隐晦地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陶希圣在批评朱亦芳“漫骂式文字”时还这样说过：“这样的漫骂，他说原来是《资本论》的著者传授的。不，叫骂人的才算马克思。马克思是打倒了别人就是他的天下的。”（《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5期“编辑的话”）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溢于言表，这是按捺不住的真情流露。虽然他事后曾表示“抱憾万千”，但恐怕是欲盖弥彰了。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政治上坚持反对革命的立场，学术上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某些观点进行研究，这是陶希圣的一个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导致“食货”学派的过早夭折。陶希圣的弟子鞠清远等人的文章，即使现在来看，也是有一定深度的；他们是有相当的研究能力的，在学术上本应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陶希圣的错误导向，他们滑到了汪精卫卖国集团中去，政治上成为不齿于国人的汉奸，学术上成为过早殒落的彗星，这难道不是上述矛盾造成的发人深省的悲剧吗？

三、 史学的“经济史”传统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巨大进步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史观的进步，即实现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再从进化史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两次飞跃。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是相对晚后的，它临产之日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因此，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比之中国近代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巨大而深远的。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和讨论中国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它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就是在这次高潮中形成的。从这次论战的看，它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可以说，它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学的“社会经济史”传统之形成。在中国经济史第一次高潮中，活跃在经济史坛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社会经济史”的取向。当时，“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郭沫若利用卜辞、彝铭、诗书研究殷周社会经济及其形态，书名就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十年代初吕振羽在北平中国讲授中国经济史，他主要研究的是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迁，其实也就是当时人们说的“社会史”。稍后的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汤象龙等人在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经济史研究，并于1932年创办中国第一个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与此同时，陈翰笙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社会经济的调查，为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陶孟和主持，汤象龙、梁方仲等人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稍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亦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上赫然写着“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索引，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刊物的内容则涉及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史”则是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史”是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以上情况足以说明，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史相结合，是社会史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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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就其运用的而言，有偏重于历史学的，有偏重于社会学的，也有偏重于经济学的．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只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抗日战争期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发现了一批明至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子。傅先生研究的特点是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并逐步形成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傅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把它称之为“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是在一定意义上使用的，它并不否定从广义上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史，而且傅先生的和方法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同财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但他们既继承了梁方仲、汤象龙等人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充分肯定和吸收了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叶显恩运用徽州文书研究徽州佃仆制度的硕士，就是梁方仲征求严中平意见后确定的。经济所已故章有义亦以运用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地主分家书、置产簿、账本等研究经济史见长，与傅衣凌的研究有不少相似之处。吴承明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但他很推崇和吸取傅衣凌的研究成果，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因此，经济所学者所从事的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该所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打算命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是由于厦门先前创办的同类刊物已经用了此名，才改成现在的名称。以上事实既反映了不同学派、不同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清楚地表明所谓“经济学的经济史”、“社会学的经济史”、“历史学的经济史”等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上面谈到，我国传统经济史主要是在封建正统史观的指导下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及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的，是偏重于国家系统的“从上往下”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是在近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它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是立足于社会系统的“从下往上”看、上下兼顾的经济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因为它把经济视作整个社会的基础，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经济活动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的基础。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传统，例如，法国年鉴学派就是因1929年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的。但西方学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出现了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倾向，而晚近又重新强调经济史研究的人文关怀，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曾针对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的倾向提出批评，他指出：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12] 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的倾向，但五六十年代存在只讲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偏向。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但毕竟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文革以后，史学界纠正了这种偏向，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更广泛的方面，经济史研究也因此展现了更丰富的内涵。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些学者呼吁加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正如陈振汉先生指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加强与社会史家的合作。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偏向正在产生，这就是只注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的探讨。最近何兹全先生撰文对这种倾向提出了批评。[13] 经济史不能脱离社会史，社会史也不和脱离经济史。在社会史中抽掉经济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传统的一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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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这种结合正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今天，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人与，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发扬社会经济史的好传统。所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来研究，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史引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方向。


注释

[1]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5期。
[2] 这12种是：《史记》、《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3] 这22目是上篇10目：上篇：农田，方田，赋税，布帛，和籴，漕运，屯田，常平、义仓，役法，振恤；下篇：，钱币，会子，盐，茶，酒，阬冶，矾（附香），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
[4] 有鉴于此，后人做了添补，计有清人郝懿行《补南朝宋书食货志》，汪士铎《南北史补志•食货志》，近人陶元珍《三国食货志》，苏诚鉴《后汉书食货志长编》。
[5] 《十通》包括《通典》、《通志》、《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清文献通考》。其中的《典》、《志》、《考》分别自相衔接，贯通古今，属通史性质。政书中各代的《会典》、《会要》，也包含了有关经济的典章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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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食货》月刊复刊词，1971年。
[7] 《食货》月刊复刊号刊载日本人鹿森三的一篇介绍文章对《食货》半月刊作者进行了统计，发表文章最多的依次是：陶希圣，36；鞠清远，14；武仙卿，8；曾謇，9；全汉升，7。发表译作最多的是连士升（9篇）和李秉衡（7篇）。
[8] 参见陈峰《<食货>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9] 据何兹全回忆，抗战初期，陶希圣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沈巨尘、何兹全、萨师炯在武汉陶希圣领导的“文艺研究会”，陶希圣曾对他们说：“将来抗战结束，送你们出国读书，回国后分在各个开中国社会史，创始一个学派。”（何兹全、郭良玉著：《三论一谈》第24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回忆表明，陶希圣确实想建立一个学派，但他没有认为抗战前的《食货》半月刊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
[10] 该研究室先后编著了《西汉经济史》、《唐代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和《唐代经济史料丛编》等。
[11]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2] 陈振汉：《开放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3]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和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载何兹全、郭良玉著《三论一谈》，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