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经济学毕业论文 > 经济论文 > 正文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2017-09-27 01:53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多从实证的角度，描述改革的过程，并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二是外国，多从比较角度，探索中国的改革。

（一）国内研究方面，又可分为两种研究，一是搞研究的学者型论著；二是参与决策的官员型回顾和描述。

第一类的代表作有：学者方面的有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战略与经济改革》；樊纲的《渐进改革的经济学》；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汤应武的《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苏东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等。第二类的代表作有：《薛暮桥回忆录》、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等。

“九五”期间，受纪念改革开放20年和建国50年的推动，国内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

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出版社，1997)；王辉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宋承先的《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出版社，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出版社，1996）；邹东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在丛书方面，则有：中宣部局组织著名学者或部门领导编写的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丛书(作者有桂世镛、龙永图、王梦奎等，出版社，1998)；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其中属于经济类的有：《中国改革20年》、《中国国有改革20年》、《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2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年》、《中国体制改革20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国财政改革20年》、《中国体制改革2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中国对外开放20年》；伍柏麟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0种：伍柏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张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李慧中的《中国价格改革的逻辑》、石磊的《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张晖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袁志刚、方颍的《中国制度的变迁》、张杰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华民的《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尹翔硕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陆德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此外，还有：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出版社，1999)；高尚全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韩志国等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周振华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王全火等主编的《跨越贫困－－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胡耀苏、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江瑞平等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国的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李义平的《中国的经济过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于渝生等的《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2001年，又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中共党史研究再兴热潮，研究成果纷呈。以江泽民“七一讲话”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代表，中共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做了科学的论断。

（二）国外研究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8：研究热烈，以赞扬为主；1989－1991年：由赞扬为主到批评为主；1992－2000年：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冷热冲击和感情变化，恢复冷静、客观，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刻(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从大陆来的学者参与)，水平和成果进入一个新时期。

从研究和观点来看，欧美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1)左(激进流派)：维克多·李皮特，卡尔·里斯金，斯蒂芬·安多斯等。这个流派人数不多，不大。在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持肯定和赞赏态度。改革开放以后失落，有些观点仍难以完全转变。(2)中(实证主义流派)：艾克斯坦，珀金斯，罗斯基，尼古拉斯·拉迪，哈里·哈丁，德恩伯格，罗伯特·菲尔德，肯尼斯·沃尔克，约翰·格利， 邹至庄，钱颖一等。这个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在政府里还是在学术界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广泛的影响，是主流学派。 (3)右(保守流派)：拉曼·迈尔斯，简·普里帕拉，加林森，郑竹园，吴元黎，刘大中，叶孔嘉，安东尼·唐，肖喻明等。这个学派人数也不是很多，影响也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现出程度不等的敌意或反感，当他们看到成绩时，承认的语气也不是那么情愿的。其中一些人是来自的学者。

（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两条线索和方法（或可成两个流派）：一是以中国的改革理论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研究改革方式和过渡目标为中心。这条线索和方法，一开始就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更多地使用我们熟悉的理论、语言和逻辑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改革的现状、战略和目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政策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二是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和科斯为代表）为主导，用比较成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和提出政策建议。由于这条线索和方法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内在一致性、先进的分析工具和较强的解释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前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主，后者以国外学者为主，9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其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研究中国的改革。[1]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关于改革起点的

为什么与苏东等国8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90年代截然相反的结局？郑谦认为，原因在于改革起点与路径的选择。从改革的曲折而到“文革”，因为“文革”的失败又走向改革，这是我国的突出特点。[2]

郑有贵和关海庭则对中国改革从起步这个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认为这是中国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关海庭认为：“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围绕着制度、体制的一种公共选择行为，必然到社会中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改革方案被社会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因此，在改革之初选择社会阻力较小，多数人都能受益，又能带动全社会变革的改革方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当代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愈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这种合理性就表现得愈加明显。”[3]

关于为什么要改革，周业安认为：“在研究过渡过程时，首先假定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足不够的，合于逻辑的应该足首先回答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不行了？一些人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厂传统体制下国有产权安排的高成本。有人还通过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经济绩效的比较分析来支持其结沦，发现合作社由于赋予了社员退社的权利而获得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契约执行的角度看，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一个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体制的总代理成本就越大。这类模型实际上是对产权观点的一个正式证明，但模型本身又进一步揭示出产权理论的—些条件，即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程度与公有经济的规模直接相关，这似乎预示着公有制规模的缩减有可能弱化其低效率程度。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撇开产权有效性的争沦，传统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机制是否存在?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正式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还强调非正式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当委托人赋予代理人相对独立的经营活动空间时，代理人出于的需要会建立—个关系网，以确保低成本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市场机会，这种关系网一旦形成，就会给委托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代理成本可能因此增加。如果经营环境在变动的制度环境中，高不确定性迫使委托人更多地依赖关系来监督代理人，这就使代理人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代理人凭借其关系资源逐步获得了事实上的控制权。在这种理沦看来，内部人控制不仅要从度量成本及机会主义行为去理解，而且还要从社会上去寻求答案，而社会网络其实就是非正式合同关系。不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及其后果还不清楚。”[4]

林毅夫等则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后果，回答了改革的起点问题。

而彭柱年则认为：“众所周知，中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改革起始点是不同的：中国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而苏联改革开始于政治领域。”[5] 实际上，苏联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只是推不动，才转而从政治领域寻找突破口的。
秦晖则从改革前中国计划经济水平低（实际上“命令经济”）的角度分析，认为“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6]

外国对改革原因和起点的研究，主流学派对原有经济体制和效果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例如美国的有关专家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几乎是停滞甚至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7]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经过比较，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除了采取“渐进式”的过渡外，最主要的是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他们认为经济过渡的初始条件对过渡的方式、道路、进程和绩效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把中国化水平低看作是有利的条件（即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有的则强调在集体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家庭比俄罗斯家庭更能够经营小规模；有的则认为毛泽东的节制使中国能够在没有严重国际债务和劣等信用的条件下开始进入世界经济；有的则指出，分散于地方管辖区的工业所有权增强了地方干部对工业的经验和兴趣；有的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坚实的政治基础结构同新的税收激励一起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还有的认为，中国改革前社会保障网覆盖面很小（大约20%，主要是在城市和国有部门），因此不仅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而且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8]

世界银行考察团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农业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都具备了良好条件，只是体制造成了效率低下，一旦放权，引入激励机制后，农民和城市的轻工业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使改革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中国并不是由于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被迫实行改革的。因此，中国在发起改革之时没有必要同时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事实上，那时，中国的财政帐户和国际收支保持了大体平衡，储蓄率也已达到高水平。”“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施行‘休克疗法’。中国还收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9]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关于改革过程和特点的
　　
的学者多从实证的角度，以一种亲身参与的兴奋和喜悦来关注和。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是中国学者的共同特点。

赵凌云认为：“中国体制转轨的起点是传统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采用纯粹的指令型计划手段动员和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经过20年的改革，这一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强。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运行与中长期经济运行与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整体上判断，市场因素的成长与作用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其标志是：(1)作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的重要依据和特征的短缺现象已基本消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运作基础的买方市场格局已初见端倪。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短缺现象的消失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和作用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也是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和作用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标志。(2)市场性价格机制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价格形式。在资源配置的直接手段中，市场价格机制已占支配地位。就生产资料的配置来看，1997年，我国实行计划价格的生产资料有11种，到1998年，下降为5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是伴随着对旧体制的改革而展开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道路实际上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是一致的。谈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道路，实际上是谈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进行上的概括有困难，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证以及比较的角度概括出这一道路的诸多特色。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过程具有不同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弊病充分暴露，经济生活的矛盾已经恶化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改革与转轨是外在力量逼迫的产物。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也有传统经济体制难以为继这类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是由于“文革”结束后指导思想拨乱反正，在思想认识上对主义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理性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这种理性选择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历史路径。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由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较之原苏联“版本”来说更具有灵活性，例如地方经济权限相对较大、集体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选择“体制外成长”的方式来培育新的经济体制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尝试，例如，1956年，曾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可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发生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发生学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形态学特征。

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每一个步骤都受上一个步骤的与约束，同时也影响和约束下一个步骤，甚至决定下一个步骤的走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呈现出这种特色。例如，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过程即是如此。“文革”结束后有关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恢复形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出的土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削弱了原有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客观上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政社分开的改革要求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因此，改革推展到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来。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又决定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路径。国有改革与转轨的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色。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特色决定了改革只能从放权让利入手。这不仅因为历史上（1956年）曾有过这种设想，而且因为原有国有企业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企业缺乏自主权利。放权让利是改革之初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且最易于实施的改革步骤。放权让利的实施以及原有计划体制的松动逐渐增强了企业的市场主体性质，这又决定了接下来的改革步骤，即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市场主体性的成长进一步要求有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框架与之相适应。2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是遵循放权让利→构建市场主体性→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路径展开的。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过程的铺展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色彩，在此不再详述。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从目的论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具有明确的直接目标导向，这就是，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是在70年代末改革之初就已确立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程度，则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即由补充性作用的认识深化到基础性作用的认识。而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几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探索性的过程。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采取理性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理性的分析、预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的改革与转轨计划，激进快速地实施改革与转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乏理性主义的色彩，即注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借鉴，注重改革推进方案的理论逻辑，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与转轨理论，在一些具体改革上也注重“一揽子”方案的设计，如在改革中注意配套措施的推进，但是，从改革的推进过程上看，中国避免了“大推进”式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试验到推广，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0]

洪银兴则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不能不触及到竞争性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有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创造竞争性市场，当前阶段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下一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11]

盛斌则利用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从改革的“政治逻辑”角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实验主义说”与“趋同主义说”的差异。盛斌认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相紧密联系的。如表1所示，每一阶段的改革都是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理论突破而开始的。”[12]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表1 改革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
年份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改革目标 发挥价值的计划经济 “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1997年：“国有产权的多种形式”1999年：“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修宪）
改革阶段 改革初始阶段：农村经济改革 改革高涨阶段：城市经济改革 改革停滞阶段：治理整顿 改革深化阶段：全面市场化
经济周期 周期一 周期二 周期三 周期四 周期五
贸易改革 边际改革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贸易自由化

外国学者（多为中国专家）则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国际比较或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角度，以比较冷峻的眼光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就称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3]

日本东京社会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由东京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则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划分成以下五个阶段（他们是以最高领导人的更选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进行阶段划分的）：（1）转向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982年9月）；（2）改革开放取得进展，问题也日趋明显（1982年9月—1987年1月）；（3）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天安门事件（1987年1月—1989年6月）；（4）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紧缩（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９９１年９月） ；（5）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1年9月—） 。至于为什么从1991年9月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而不是像国内学者一般以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线，他们的理由是： 1991年9月末，召开了党中央会议，宣告三年的治理整顿结束，呼吁国营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大约一个月后，公开发表的江泽民的讲话强调了经济建设中心和发扬民主，指出如果我们党本身不腐败不变质，那么谁也不能使我们和平演变。这同曾强调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7月1日中共创建70周年的演说相比，显然论调变了。[14]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另外，国外一些所谓“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迟批评态度。

四、关于改革效果的

周业安认为：“仅对改革过程的规范分析肯定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一些学者发现，与前苏联的‘改革起点’是不同的。用改革起点的差异来解释改革绩效的观点等于否定厂改革路径本身的作用，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回答渐进式改革路径和中国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必须考虑改革方式的资源配置效应。利用—个简单的“主导部门—竞争性边界”模型，可以证明在改革初期继续维持旧体制而不瓦解它，对于保持改革后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并且体制外增量改革及体制内增量改革都有助于生产的增长利市场化本身。其他模型也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逐步界定政府与的权利关系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同时，有人用一个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只要存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对产出增长来说，改革的起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特别是改革之初大量集体经济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厂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而且同有企业对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产生较大产出效应，这使得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有助于确保改革过程中产值增长的持续性，从而避免了前苏联的经济大滑坡。”[15]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赵人伟认为：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一大二公”的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市场机制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了显著进展，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财政、税收、、投资等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第一，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第二，渐进的改革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关于教训：他非常赞同薛暮桥的分析，即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是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他甚至称这两条为“改革的误区”。 [16]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关于中国改革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

曹子坚则从改革是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角度，分析了改革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后果。他把改革分为三种类型：（1）“帕累托改革”：改革至少使一受益而没有任何人受损。（2）“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非帕累托改革”是指至改革少使一受益但同时至少一受损）：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事实上不受损害；又称“卡尔多改革”。（3）“不完全补偿的非帕累托改革”：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补偿不足以弥补受损者所遭受的损失（甚至没有补偿）；又称“非卡尔多改革”。按照上述分类，他认为“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帕累托改革到卡尔多改革再到非卡尔多改革的过程。”“1、中国承包制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革。”“2、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期阶段（通常指1992年底以前），具有明显的卡尔多改革的特征。”“3、城市改革全面展开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必然要求，并受制于政府的补偿能力，改革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非卡尔多改革的性质。”[17]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肯定的，只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统计数字看法不同。国外的有关机构和学者，在非正式场合多对我国官方公布的统计表示怀疑甚至否定，不过正式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高。例如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997）就认为中国1979—1995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从官方的9·9 %修正到8·2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则认为同一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应为7·5%。[18] 国内对统计数据可靠性的讨论也很热烈，但多是从体制、微观或个案角度，针对地方或部门的虚报浮夸现象，提出批评或质疑。从总体和大跨度上来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数字的（甚至包括改革开放前1953—1977年），是孟连和王小鲁2000年发表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他们通过测算，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有“虚增”，因此，1978—1997年间，GDP年均增长率应由统计局公布的9·9%调整为8·4%，其中1979—1991年期间应由9·2% 下调为8·2%，1992—1997年期间虚增明显，应由11·5 %下调为9 %。[19]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另外，关于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国内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如何看待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比价，以及由此折算成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显然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就采取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的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20美元，[20] 而按照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率(100美元＝835．07元人民币)计算，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746．9元人民币，折合美元568．4元。另外，按照《世界银行地图集》采用的方法，1995年中国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20美元(当年价格)[21] ，与按官方汇率计算的数字相差不多。根据近些年国内比较认可的估计，1995年绝对购买力平价为一美元合4．2元人民币[22] ，照此计算，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130．2美元。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认为最后这种计算方法比较准确。[23]
五、关于改革的中外比较

近十年来，国际学界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领域“过渡经济学”，这是以研究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转变为主要的—门学问。过渡的研究内容既包括过渡的性质、目标、过渡方式和条件，也有对过渡的一般、基本的探讨；不仅有对过渡国家的整体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过渡特点的实证研究。

和苏联（后为俄国）是两个主义大国。1992年俄罗斯改变了1991年前实行的渐进式改革，转而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但是国民经济遇到了连续的高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负增长。与此相反，中国经过稳妥地渐进式改革，不仅渡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阶段，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中俄两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殊途同归和效果差异巨大，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将二者作为比较的对象。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美国Dwight H.Perkins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亚洲类型有三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国家要穷得多。第三，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产出中，多数来自于中小工业。

赵人伟提出，还可以加上另外三个特点：

第一，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所起作用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作用最大的仅限于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即工业化了的部分，而对分散的农业和小工业，控制的程度就要低一些。这一特点为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和先打外围后攻坚提供了一个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有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一个从二元经济向经济转变的过程。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但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却花了大约14年的时间。[24]

刘文革、袁庆寿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由政治剧变为背景，向以全面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大多采取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紧缩货币、财政，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按渐进方式推进的过渡。中国的改革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中国的改革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2)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体制转轨；(3)经济过渡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体制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实行激进式过渡方式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它与采取渐进式过渡方式的中国相比不仅在过渡方式、过渡内容、过渡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在过渡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改革实践结果形成较大反差，主要表现在：中国改革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较高增长率，这种增长速度只有在60年代日本和70年代‘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奇迹’时才出现过。而俄罗斯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以外，经济一直大幅下滑，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呈现为负的增长率。这种过渡的效果差异使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比较研究为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界所关注。”[25]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两个国家经济改革及效果的比较，刘文革、袁庆寿对其研究成果做了如下系统地综述：

沿着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效果差异及其原因这—线索，国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过渡方式、过渡性质、过渡目标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与性质

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其基本观点是中国与俄罗斯在改革之前，国情、国力、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转轨政策与结局不同的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改革”的设计师、美国哈佛教授萨克斯以及另一位学者胡永泰(1996)。钱颖一(1993)等人则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传统体制的M型结构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初始条件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巨大。这—观点普遍流行。世界银行编写的《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也宣称：“为什么中国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了迅速的增长，而CEE国家和NIS更果敢的改革国家却遭到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中国有利的初始条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第一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一批中国学者则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性质上的差异，寻找中国改革成功、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改革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完善；而俄罗斯改革则把私有化定为目标，走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道路，从生产关系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倒退，因而改革不可避免陷入失败境地。较为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代表首推张宇博士(1997)。与张宇的观点相似，周振华博士(1998)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探讨。他认为属于“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的国家，改革的合法性只能是从局部、逐渐的修改‘宪法秩序’，并在渐进式的推行改革政策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改革成效；相反，直接从“宪法秩序”的改革开始的全面体制改革往往适得其反，使政府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分工与交换陷入混乱，其在逻辑上是无序的。

(二)改革方式

从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过程来考察，两国改革的明显差异之一即是改革方式。从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式人手解释两国不同的改革效果是当前理论界主流，正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的那样，既然改革效果截然不同的对比双方，在改革起点和市场化改革目标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则可能的判断就是，这种不同的改革效果产生于改革方式的相异性。由于改革方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从理论到经验上对两种改革方式差别进行了多种解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基于经验性认识论角度。渐进式改革成功原因在于，它是通过试点渐进地、分阶段地、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这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皮沃瓦罗娃(1997)在深刻比较中俄两国改革过程与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以阿巴尔金(1993)为代表的俄罗斯改革温和派在俄罗斯改革政策失误时也持相似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美国马里兰的默雷尔教授(1992)。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基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渐进主义的优点和向巾场经济过渡中的合法性》(1995)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经常被援引的文章中，美国学者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提出：“当用于改变现存的政治约束的补偿成本较之迅速重组的资源配置收益来得更大时，渐进主义就比完全迅速的改革更佳”。在我国经济学界，从改革成本与收益角度来探讨渐进改革优势，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樊纲(1993)。邹薇和庄子银(1995)进一步模型化了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改革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样。正因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论上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问题，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1994)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可以解释过渡速度会给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激进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进而投资减少。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正是首先导致了国有部门产出的急剧下降。中国学者左大培(1995)在《对“大爆炸”改革战略的评沦》—文中，揭示了大爆炸式改革战略速度问题：一步放开物价导致经济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并发的恶果。左大培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俄罗斯的改革实际情况。一方面是消费品的求过于供，另一方面则是公共开支物品的供过于求，在这样一个特殊经济结构之下，不可能靠大爆炸战略一下子将传统计划经济改造为有序的市场经济。

4．基于信息角度。代表人物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沦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于转型经济(激进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载问题”，或者说，渐进式改革避免了信息损失，而这种损失在激进改革时必然会发生 (斯蒂格利茨，1994)。与斯蒂格利茨观点相同的美国另两位经济学家莫西米兰和诺顿，早在1992年便已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根据一个时间表进行—揽子改革的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

5．基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角度。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用成功的“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樊纲，1993；林毅夫等， 1994；盛洪，1992；苗壮，1992)。俄罗斯—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同。例如：皮沃瓦罗娃教授 (1997)在总结中国改革的七点成功经验时就谈到：“中国集中精力建设新的体制，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批评和破坏旧体制”，“改革初期的实践已证明，走向市场经济正常的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

6．基于价格双轨制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较早从价格双轨制角度考察中国渐进改革优势的是陈抗、杰弗逊和辛格(1993)合写的著名《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在中作者们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代表一种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人市场体制的折衷；(2)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也使价格改革和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继陈抗等人之后，诺顿(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概括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时，重点指出了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也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寻找中国改革成功的答案。由初始改革保留双轨制，而达到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的改革，这一成功的改革范式，以及与之相反的使价格一步到位而导致宏观经济紊乱的激进改革，由麦金农(1997)在另一部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控制问题》中得以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述。与麦金农的著作出版几乎同时的中国学者张军(1997)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价格双轨制与实现经济稳定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张军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反映在其著作《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中。[26]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将改革视为一个过程，采取了渐进的、“次优”的办法，“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27]

丁明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突破口”选对了：“中国改革从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28]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转轨的代价，秦晖和金雁则从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过程、改革手段、改革目标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比较，是笔者近年来看到的比较好的论述。 在国外，1998年科勒德克出版了《从休克到——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该书的论述重点是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历程，但同时也将这一历程与中国、越南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了比较。该书虽然将大量的讨论集中于1989—1998年这段时间，但是回顾和前瞻的时限则扩展到1950—2020年左右，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纵深、更开阔的视角。

总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却保证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之一；但是，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有许多事情今天还看不清楚，因此关于它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
（1）林毅夫、蔡肪、李周：《的奇迹：战略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樊 纲：《渐进改革的经济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出版社，1996。
（5）张 宇：《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出版社，1997。
（6）张 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张 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出版社，1996。
（8）张 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9）邹东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10）汤应武：《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11）吴敬琏：《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8。
（1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13）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4）刘仲藜主编：《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5）《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6）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7）邹薇、庄子银：《中国改革过程的性质、特征与动态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
（18）盛 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19）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20）周振华：《中国制度创新的改革程序设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中国大学排名

（21）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22）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3）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24）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5）樊 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26）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27）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8）王梅枝：《中俄两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比较与思考》，《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4期。
（29）盛 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2001年第12期。
（30）曾国安、郑美琴：《中国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比较》，《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31）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5期。


注释
[1] 参见孙良：《中国制度变迁述评》，《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
[2] 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3] 郑有贵：《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率先进行首获成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关海庭、吴群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9期。
[4]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学报》2000年4期。
[5] 彭柱年：《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计划与市场》1996年第4期。
[6]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 大学排名
[7]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迈尔斯主编：《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佛研究所，1991。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19—20页，时事出版社，1996。
[8] 参见Andrew Walder:《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9]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作用》，第40—4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10] 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11] 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12] 盛 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
[13] 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32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4] 转引自〔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树著，韩凤琴摘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5]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学报》2000年4期。
[16]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17] 曹子坚：《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对受损者的补偿》，《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
[18] 世界银行：《200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Angus Maddison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Publication ,France, 1998 。转引自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9]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0]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1] 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1997)》，第8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 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23]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第1133-11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4]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25]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6]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7] 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8] 丁 明：《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9]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第5期；详见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