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

2017-09-28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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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文探讨了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关键词：四川传统农业畲田斜坡挂地水土流失

在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含重庆)地区，传统农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农业规模到一定阶段后，技术改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们为满足迅速增长的生活需求，乱伐森林，滥耕土地，造成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进展、资源动植物减少、地区性小气候改变等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这里着重讨论传统农业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一、传统农业的几种土地资源利用形式比较

(一)平原河川农业这类地区很早就实现了水田化，大多由天然池泽、泻卤之地及部分原始森林改造而成，渠堰灌溉较为发达，普遍实行深耕、施肥、中耕等精细耕作，土壤肥力能得到补偿，基本上没有水土流失。四川盆地西部是这类农业的典型地区。

(二)山田与梯田农业这类农地多由盆地中、东部低山丘陵的山林垦辟或旱地改造而成，唐宋多系待雨而溉的"雷鸣田"。"雷鸣田"利用率不高，耕作较粗，土质较瘦，排水形式多是逐级下流，即南宋人范成大见到的"高田水入下田鸣"[1] ，通常是高田愈薄而下田愈厚，但整个看来，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直接冲刷，水土流失也不是很严重。清代普及梯田之后，缩短了层级距离，有利于进一步增蓄水量，减少冲刷，加以人们用各种方式保水保土保肥(如糊田坎、泡冬田、施肥、深耕、田塍植树等)，实行精耕细作，更把水土流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梯土农业这在旱地农业中算是比较先进的耕作方式了，主要出现于清代盆地中部丘陵地区，后亦向东部平行岭谷区发展。其特点是把斜坡挂地改成水平或接近水平状，便于播种、浇灌、施肥、中耕、收获，这种地的土壤因多系紫红色砂页岩风化而成，含砾高、土层薄、养分贫乏，易渗水，又不便深耕，难以修筑土埂，建成水田，较易为流水侵蚀。（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四)斜坡挂地农业实际上也就是从古代的畲田(轮耕地)演变而来。畲田是三年一易，但到清代有的地方山林尽辟之后，已找不到或懒于开垦新地实行轮休，只好连年种下去，进行掠夺式耕作，既不能精耕细作，又不能保土保肥，一般在四、五年后，就显出石骨，成为濯濯童山，这是最坏的一种耕作方式，多出现在盆东平行岭谷区、盆周山区、川西南及川西地区。清人严如熤及德国人李希霍芬等都已注意到这个。李希霍芬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四川考察时发现，川东长江沿岸盛行一时的鸦片种植，很少利用人工梯土，而是在斜坡挂地上顺势种植，他认为其原因盖出于节省人力的考虑[2] 。民国年间农业专家董时进入川考察，由三峡溯江而上，沿岸所见，有倾斜不下70～80°之山地，概经开垦，石岩之上，凡有一勺泥沙，亦无虚置，他的评价是："惟此等山坡山崖，生产力既低，复困难，只适于造林放牧之用，在人口稀少生计较易之国土，决无人将其开辟。换言之，此种劣等耕地之普遍，实人口拥挤、生活艰窘、劳力时间无可利用之表征。"[3] 这里虽然指出了斜坡挂地本身的低劣性、普遍性，但没有提到斜坡挂地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斜坡挂地盛行的原因，李、董二两人的观点并不矛盾。笔者曾撰文论证，在清代四川，1.9亩中等耕地是维持一生命和一般劳动的最低数，若是劣等耕地，自应大于此数[4] 。川东人口至清后期已渐拥挤，而限于崎岖地势，很难垦成中上等农地，实行精耕细作，故云"劳力时间无可利用"，另一方面，因大面积开垦劣等斜坡挂地，人平耕作面积较大，劳力又显不足。后者在盆周、川西南、川西山区更为明显。

(五)畲田农业畲田会不会导致水土流失，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8年笔者在云南进行少数民族传统农业考察时曾与腾冲、景洪等地农技干部、技术员及少数民族农民座谈，他们提到了傈僳、基诺、哈尼、布朗等族的刀耕火种，都一致认为这种原始粗放的耕作制度基本上不会导致水土流失，相反，倒是在汉族山地农业区出现了水土流失，这与我们考察所见相符。西双版纳州农牧局农业科刘泰仁同志透露了其中奥妙："汉族农民放火烧荒后多用牛耕地，表面上是深耕，但伤了树根，丢荒后只能长草，不能复原成次生林。"回顾一下四川的情景，唐宋时代轰轰烈烈的以僚人为主体的畲田运动，持续了近500年左右，也只是到了南宋由于垦殖面积过大，才出现明显的水土流失，恐怕的确与当时"田仰畲刀少用牛"的原始耕作技术未损伤树根有关[5] 。而清代盆周山区以汉民为主体的山地农业，却已被较多地用上了牛耕和锄耕。如在盆地南部山区，乾隆(公元1736～1795年)、嘉庆(公元1796～1820年)时就有"牛盘岭背耕春雨，樵响峰头劚乱云；卖麝猎人獒作伴，开林獠妇火为耘"的牛耕畲田风光[6] 。又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反映，乾、嘉时大巴山一带已流入两湖、四川、安徽、两广、河南、贵州百姓，"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垦种，原地停空，渐生草树，枯落成泥，或砍伐烧灰，方可复种"。看来确与云南情景相似，畲田经过牛耕或锄耕，树根一旦损伤，树木萌蘖不了，就容易导致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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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州(今奉节)|《甘园》|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春
江陵|《舟中出江陵南浦》|雨洗平沙净|不详
松滋(今县北)|《泊松滋江亭》|江湖深更白|不详
不详|《江边星月》|江浦向来澄|不详

这里只有两处有点问题。一是《解闷》的"沙黑"问题。尽管杜甫没说"江黑"、"江浑"，实际上夏秋水涨之际，长江总是要带泥沙的，否则怎么会有沿岸的"白沙"?但这种江水裹挟的物质通常是从植被完好的山上冲下来的富含腐殖质的黑褐色泥沙，很容易澄清变白，它与水土流失形成的不易澄清的黄色、红色泥浆明显不同。另一处是《复阴》的黄沙问题，凑巧这首诗反映的只是冬天的景象，看来也不是江水浑黄的写照，此"黄沙"当即杜甫经常提到的江岸"白沙"，凡到过长江边的人，都会发现洁净的岸沙并不是纯白色的，而是黄白色的。

此后过了300年，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从笔者接触到的唐宋来看，还没有明确提到川江水浑黄浊的。以三苏的诗为例，仍未发现有变浑变黄的句子，倒不乏关于江清的描述。为便于对比，仍各选一首三峡诗：

苏轼《入峡》："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合水来如电，黔波绿似蓝。"苏辙《巫山神女庙》："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爱之不能去。湍岸激作声喧?，白花翻翻龙正怒。" [7]

这两首诗反映的都是秋季景象。秋季多雨，水土容易流失，而江水仍清绿如此，可见那时四川盆地的水土流失仍不明显。

然而到了南宋就不同了。范成大《巫山高》诗云："上有瑶簪十二尖，下有黄湍三百尺。"[8] 已透露了江水变浑变黄的信息。后来他从四川归去时又在涪州(今涪陵)江面上见到了这些黄色泥沙，为躲避长江浊浪，他只好移舟夜泊乌江(当时因水色深黛又被称为黔江)，他说："黄沙翻浪攻排亭，濆淖百尺呀成坑。……水从岷来如浊泾，夜傍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镜面清，忽思短棹中流横。"[9] 同样是秋江水涨之际，杜甫、二苏看到的是渚清沙白的滚滚清江，而范成大看到的却是黄沙翻卷的浩浩浊浪，前后不过100余年，长江水文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谁之过?难道不是很清楚吗?这些黄色泥沙当然不是来自与长江泾渭分明的水清如镜的乌江流域，也不是来自林相完且属红壤地带的川西南地区，而确确实实来自盆地内部特别是当时农地垦辟较为剧烈的盆地东部。那里在杜甫时代尚是"山雨不作泥"[10] ，而范氏入蜀时即已见到垫江一带因雨而致水土流失的情景："青泥没髁仆频惊，黄涨平桥马不行。"[11] 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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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清浊变迁?笔者以为，既然不能由唐宋原始的畲田耕作方式解释，那么就只有用农地的过度垦殖来解释了。笔者曾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出，南宋中期四川的农业开发达到历史上第二个高潮，农地垦殖由盆西、盆中扩大到盆东并进抵盆周高半山区，耕地面积达90万顷(今市制顷，下同)左右，平均垦殖指数约10.7%[12] ，这组数字，大概就是四川生态平衡的临界数字，一旦接近此数，水土流失便开始出现，生态环境开始恶化。

所幸的是，南宋的水土流失尚未给人们带来严重影响，而元代大量农地返耕为林，又很快中断了这个不良过程。元人赵孟瞓《巫山一段云》组词《十二峰》又有关于秋天雨季川江水文的描述："迭嶂千重碧，长江一带清。……碧水澄清黛，危峰耸翠屏。……晓色飘红豆，平沙枕碧流。"〖ZW()曹学?《蜀中名胜记》卷22。〖ZW〗〗依依又是一派山青水秀的怡人风光。此后直到清乾隆时代，川江水文基本上保持着清碧状况。如江安人杨卓(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望海吟》诗有云："我生之初，但识岷江(按即江安一带之川江)水，碧腾白涌几千里。"[13]
三、清中叶以来农地的过度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加剧

四川耕地面积重新达到90万顷以上，农地垦殖复拓展到盆周高半山区，大约是在清中叶的嘉庆，此后直到现在，反映夏秋江水变浑变黄的诗文便不可胜纪了。如道光(公元1821～1850年)涪州三峡间即有"飞花喷雪，浊浪轰雷"[14] 的情景；1935年秋，一群徒步考察大西南的青年徜徉在会理南边的金沙江岸，感叹"水色与黄河差不多，色样极浑黄"[15] ，这与早先的"泸(古羌语称'黑'为'卢')水"之名，显然很不协调了，可见水土流失已染指川西南、川西地区。

水土流失系由天然植被破坏造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中叶四川森林的破坏，主要发生在盆地内部，其后果可见于光绪间(公元1875～1909年)成渝大道上的旅行日记："晨兴，雨势浓厚。……行潦土膏，错杂交汇，作红泉奔泻。四山瀑布，穿林触石，吼声震耳。溪流潋滟，如九曲浑河。"[16] 清中叶以后，四川森林的破坏已扩展到盆周并向川西南乃至川西山区逐渐深入，这时给农业水土资源带来的严重，用不着搜寻间接材料，只要看看当时人们的直接认识就够了。邓锡侯《屯政纪要》就说：茂、理两县因滥砍滥伐，"竟成焦土，不但以后林木萌发不了，驯至水源亦失于含蓄，酿成十年九旱。"大渡河流域也是"荒山日多，水源无从涵养，下游农区受害之程度与日俱增"[17]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森林的破坏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农地垦殖毋庸置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除前引资料反映的乾、嘉间林大巴山区伐林开荒所致水土流失外，还有不少事例可资证明：

大相岭诸峰，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据当地方志记载，明时犹为樵采之林区，而至清末民初，有的山林已童，无可樵采者，于是有"光头山"、"大红山"之名，山南之汉水也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流沙河"。当然，仅仅是樵采，未必有这么大的破坏，道光年间徐瀛赴任西藏拉里粮务途经大相岭时所见"一路万山陡削，壁立千仞，似无路可通，而山上居民栖止，种植成畴，颇有鸡犬云中之概"[18] ，显然开荒种地才是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前引程绍行报告表明，直到抗战时期，汉源一带烧山垦耕仍不断进行，约计毁林50400公顷(折合7560顷)。

［光绪］《秀山县志》卷12云："县四郊盛山，旧时材木不可胜用，今垦辟皆尽，无复丰草长林。"

此外，川省民间常有焚林求雨的恶习，如1937年四川大旱，山民放火烧山以求雨，单就古蔺县之官山老林，叙永县之大安山及兴文之建武附近而论，当时火光烛天历七日夜，一百里以内热风熏腾，被焚之林地，枯干满目，损失不可数计[19] 。其实，这种焚林求雨活动，也不过是披上迷信色彩的集体刀耕(含锄耕、牛耕)火种而已。

在川西南地区，亦因近代传入玉米，马铃薯、罂粟(鸦片)等山地作物，使凉山腹地毁林为地的风气愈演愈烈。如昭觉城南乡，因滥伐树木，土地多年休闲，乱放牲畜，顺坡耕作，致50°的坡地都开为耕地，森林灌木遭到破坏，地面没有覆盖，坡土平地皆无背沟沙凼，每当山洪暴发，泥沙随着洪水流失。土层不厚的坡土，已成为石谷滩。土层较厚的坡土，已造成大小长短不等的抽心水槽。每年的是："春有旱灾，夏有洪灾，不雨就旱，一雨成灾。"又以种罂粟为例，山区种罂粟仍行刀耕火种，需要扩大烟地以便轮休，凉山彝族平均每户能种4亩罂粟，也就是说，每户仅烟地至少就需12亩，这就导致大量毁林开荒。边缘区阿尔乡(在今甘洛)每年均有新开荒地供种罂粟，仅所池一村就开出100亩以上，当地人称为"打生地"、"打火地"[20] 。这种滥垦，也是近代高半山林区过早开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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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四川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曾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出清代以来几个年份的分区耕地数与垦殖指数，现列表如下，以反映清中叶以来四川农地垦殖的迅速增长情况。

表2 清中叶以来四川农地垦殖增长情况(单位：万顷；%)

农业分区|1729年耕地数|垦殖指数|1820年耕地数|垦殖指数|1937年耕地数|垦殖指数
盆西平原低山区|14.2351|36.50|25.6209|65.69|19.4002|49.74
盆中丘陵低山区|15.0857|13.06|28.4077|24.60|62.9607|54.51
盆东南平行岭谷区|13.3952|18.60|24.6543|34.24|34.9898|48.60
盆周山区|7.0000|4.00|10.4000|5.83|30.6198|17.15
川西南中山宽谷区|2.2274|2.80|2.9794|3.75|4.7937|6.03
川西高山深谷区|?|?|?|?|1.4680|0.66
川西北高原区|?|?|?|?|?|?
合计(约数)|53.0000|6.29|95.0000|11.27|155.0000|18.39

由此看来，当代表生产水平的粮食复种指数基本不变时，人口、垦殖面积(耕地数)、垦殖指数、农地垦殖的海拔高度与水土流失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变量关系。四川地区清末以前的平均粮食复种指数一直低于125%，在这种情况下，当总耕地面积在90万顷、平均垦殖指数在10.7%以下时，农地的垦殖与森林的破坏局限于丘陵中部及山地坡麓(海拔约800～1500米)以下，水土流失不明显；当总耕地面积达90顷、平均垦殖指数达10.7时，农地的垦殖与森林的破坏开始往丘陵顶部、半山上部(海拔约1000～2000米)推进，畲田、山田垦辟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开始明显；当总耕地面积达到120万顷、平均垦殖指数达到14.2%以上时，农地的垦殖与森林的破坏开始往川西南中山、川西高山地区(海拔约2000米以上)推进，耕作方式多样化，斜坡挂地大量出现，水土流失加剧。

注释：

[1] F.V.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te Studien,5Bande,Bevlin,1882.
[2] 董时进《考察四川农业及乡村情形报告》，《经济资料》，()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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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中国历史地丛》第4辑，1988年。
[4] 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全唐诗》卷416。
[5] 何人鹤《屏山即目》，《国朝全蜀诗抄》卷29。
[6]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2。
[7]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22。
[8] 范成大《涪州江险不可泊入黔江栖舟》，《范石湖集》卷19。
[9] 杜甫《雨》，《全唐诗》卷221。
[10] 范成大《垫江县》，《范石湖集》卷16。
[11]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页。
[12] 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巴蜀书社1987年版，34页。
[13] 程绍行《大渡河上游森林调查报告》，《四川之森林》卷3，1938年。
[14] 钟天石等《西南游行杂写》，(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218页。
[15] 丁治棠《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76页。
[16] 程绍行《大渡河上游森林调查报告》，《四川之森林》卷3，1938年。
[17] 徐瀛《西征日记》，《川藏游踪汇编》1985年版。
[18] 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130页。
[19] 《四川省凉山彝族历史调查(综合报告)》，四川省社会院出版社1985年版，2～3、1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