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举措——陈云指导

    [摘  要]建国初，陈云领导的中财委策划并指导召开了各项会议，这是新成立初期财政中的一件大事。各项会议了新中国经济的战略布局，确定了新中国经济恢复与的蓝图，并将《共同纲领》在财政经济方面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

     [关键词]陈云  中财委  会议

建国初期，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集中精力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物价，治理通货膨胀，创造良性的经济发展环境，这是当务之急；二是领导中财委筹划并指导下属各部委召开各项会议，对新中国经济如何开局作了全面探索，初步而具体地绘制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蓝图，这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奠基之笔。国史与党史学界对于陈云领导的稳定物价斗争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陈云策划与指导召开的各项会议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笔者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作一初步尝试。

一、策划召开各项会议的背景和目的

    召开各项会议的设想，在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内部有一个酝酿过程。建国前夕，1949年7月8日，党内外著名经济学家陈伯达、马寅初、薛暮桥、沈志远、王学文、许涤新等19人，在北平筹备了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总筹备会，旨在把马列主义经济学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曾从事重领导18年。9月25日，钱昌照作为新政协特邀代表，对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提出8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即“从速举办大规模的资源调查”。[1]研究和调查情况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上的有识之士在进行这两方面的努力。中央政府的思路是将问题的研究和情况的调查相结合，实现结合的路径就是召开财政经济各个方面的专门会议。通过各项会议的召开既能全面了解实情，又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出应对政策和切实可行的计划，进而达到总体建设思路提出的目的。

    10月4日，陈云主持召开的中财委会议提出了一系列1950年建设应该考虑的问题。比如：农业方面，应作出植棉计划。水利方面，应考虑动工的地区。工业方面，应考虑钢铁、电力、煤、纸张的生产能力和所需量的问题。贸易方面，应考虑出口哪些土产，进口哪些货物；在几个主要地区如何保障布、粮、煤、盐等物资的供求，以稳定物价；可能掌握多少外汇和回笼多少票子。运输方面，应考虑铁路、航运的运输能力有多大。财政方面，应考虑公粮的收入和消耗、货币的收入与支出和财政赤字等问题。①这些都是当时经济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又是以往缺乏经验的新问题。

    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光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凭主观拟订计划是不行的，必须分门别类地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办法。10月10日，陈云主持中财委所属各部委联合办公会议，对1950年的经济计划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在会上提出召开各项会议为制订建设计划作调研的建议。比如：中央财政处副处长戍子和提出召开税务、粮食、后勤三个会议，以便把1950年的实物、现金、公粮三项收支计划拟定出来；中央燃料处处长陈郁提出召开煤炭会议；中央商业处处长姚依林提出召开城市供给会议和茶叶会议等。陈云在会议讨论中，对各方面在计划制定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作了提醒。②10月20日，陈云在第一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报告中，对财政金融、农业、工业方面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扼要说明，明确提出，由计划局协助各部门组织全国性会议，研究“目前起至明年第一季度应进行的主要”。③此时，中财委拟定通过召开各项会议、筹划1950年建设计划的方针在内部已确定下来。

    为取得中央对中财委的认可和支持，10月29日，陈云同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中财委三个多月的情况及今后三个月的计划。报告中说：中财委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三项：一是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援前线；二是调拨收购物资，供应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力争物价涨度不过猛过快；三是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财委本身及各部机构的建立。今后三个多月(到1950年2月)的计划主要有四项：一是使用力量于生财之道，布置1950年度的农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收购；二是把钢铁、电器制造、机械制造、煤矿、石油炼制、棉纺六种工业，在原料、制造、推销三个方面尽可能地加以衔接，减少盲目性，增加计划性；三是铁道部要贯彻抢修前方、补修后方的方针，部要组织好现有轮船运输，邮务和电信组成两个全国总局；四是在年底或明年初召开东北、西北、华北、华东、华中、两广财委主任会议，概算1950年度公粮、税收及各项开支。

陈云、薄一波接着提出：“为了上述，我们拟于11月至1月间召开若干种小型会议(五大解放区各派二、三个人员)，经过这些会议，以便把材料综合起来，在2月底，由财委计划局作出明年度的实物及现金收支概算，并出赤字多少，拟出弥补赤字的办法，拟定明年度发行钞票的大概数目，估计明年的物价水平，以便依此简要计划进行明年。”可见，陈云、薄一波是把召开各项会议的结果看作实行下一步各项任务的基本依据。他们还认为：目前许多地区解放不久，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难以全面掌握，而全国性会议正好是个补救办法，能够把各个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关于会议的领导，陈云、薄一波拟定：“以财委系统之各部为主，财委和计划局则给以协助”；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部召开会议时，财委要给予更多的帮助，以保证会议开好且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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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财委会议记录，1949年10月4日。

  ②中财委所属各部委联合办公会议记录，1949年10月10日。

  ③陈云在政务院第一次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0月20日。

估计“经过这些会议，对于各部的建立，很有益处的”。故特别请示中央，并将要召开的各项会议附列在后。①中央很快批准了中财委拟开各项会议的计划。

    11月4日，陈云在政务院第四次会议上正式报告了中财委各部将次第举行的23个会议的安排，并指出：举行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若干急需解决的问题，并使各部了解业务的全盘情况，作通盘筹划，从而使各部建立其基础。[2]这就明确了各项会议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1月8日，薄一波在各项会议的开端——全国水利会议的讲话中，明确地指明了中财委召开各项会议的目的。他说：“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要百废并举，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分别轻重缓急，哪些应该立刻就办，哪些应该计划了再办，我们把时间排开，使上的必需与财政上的可能互相结合，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都充分表现经济建设是今后施政方针中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个方针之下，财政经济委员会今年就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拟定各方面的建设计划，并吸收全国人才参加这一”。[3]

    据中财委安排，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所属单位召开的各项会议确定如下：水利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农业部：全国农业生产会议；贸易部：茶叶会议，猪鬃、皮毛、油脂会议，保证各大城市供应会议；交通部：全国航务公路会议；邮电部：成立邮务总局会议，成立电信总局会议；重工业部：钢铁会议，机器制造会议，电器会议，稀少金属及有色金属会议；轻工业部：纸张会议；燃料工业部：煤炭会议，石油会议，动力会议；财政部：税务会议，盐务会议，粮食会议；铁道部：铁道运输会议；计划局：进口物资计划会议等。②这些会议所要讨论的既是当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经济方方面面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将要通过这些不同的会议展现和充实起来。

    陈云领导经济的作风从来是十分细致和周密的。在召开各项会议的部署确定后，他领导中财委为开好各项会议作了一系列准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组织各方系统整理和审定各会议所需材料。比如：为准备全国钢铁有色金属会议，重工业部整理了一份全国钢铁及非金属资源、设备，过去的产销计划及炼焦、耐火材料等情况的资料。为使这份材料正确完善，陈云特寄给东北财政经济委员划处，要求该处根据掌握的材料进行补充和修正。③

    对各部召开会议方案提出具体修改和补充意见。比如：陈云、薄一波、马寅初在阅过农业部报送的“农业生产会议”报告初稿后，除对农业生产基本情况中的数字作必要修正外，又提出以下意见：(1)过去由于材料缺乏，很难定出确切要求。希望能通过这次会议了解情况，吸收各地代表意见，订出1950年比较恰当的计划。(2)新老解放区情况不同，不仅在农业生产的要求上应有不同，在整个中的比重及政策上亦应有所区别，对此在会上要充分讨论，以便分别掌握。(3)增产粮食、增产棉花是1950年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对增产的重要环节及望在会议上能作具体研究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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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陈云、薄一波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10月29日。

    ③陈云致中共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电，1949年11月22日。

    ④陈云、薄一波、马寅初给农业部函，1949年11月30日。

会前做必要的调查研究，以便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在事先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在全国电力会议召开之前，为决定计划的资金，陈云、薄一波曾致电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询问以下问题：“(一)可定发电机多少kw；(二)何时可以交货；(三)价格以美金计多少钱；(四)今年付款若干”。①这封电报同时也发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由此可见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之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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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云、薄一波致叶季壮电，1950年2月7日。

二、指导召开各项会议，研究确定新中国经济的战略布局

    各项会议召开期间，陈云一方面亲自参加部分会议并发表讲话，为会议的有效进行提供重要的方针和政策方面的指示，其中不少意见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全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陈云和薄一波不断地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十分重视中财委召开的各项会议，他在看过1950年1月7日陈云、薄一波发来的关于铁路、钢铁、农业三个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于1月10日致电陈云、薄一波，要求二人将“各项会议结果的要点”“数日内分项写一报告给我”，并嘱：“如你们无时间，可否要你们的秘书写，经你们看过发来。不要太繁，每项几百字即够”。[4]此后，陈云、薄一波接连写了数份关于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或刘少奇)并中央，为中共中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从陈云、薄一波起草的这些会议情况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些会议获得的重大成果。

    农业方面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现有农业生产水平较战前下降1／4左右，老解放区虽然经过几年生产运动的恢复，仍较战前低15％左右。农业经济如果不能恢复，谈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因此，1949年12月8～20日由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明确规定，1950年的农业生产方针是以恢复为主。陈云、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别按照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恢复任务：在1950年，老解放区的收入将比现有生产水平提高一成，接近战前水平；新解放区保持现有生产水平，条件较好的略加提高；灾区须克服水、旱等灾害。农业生产的中心放在增产粮食和棉花上。据统计，会议计划1950年粮食将增产100亿斤，皮棉增加477万担。为了完成增产计划，会议建议采取组织劳动互助组，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繁殖耕畜、家畜，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推广优良品种，修补农具，扩大耕地面积，开展农业研究等具体措施。②这些措施是对《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农业政策的具体落实，并为1950年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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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陈云、薄一波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0年2月3日。

另外，陈云、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为解决农民的困难，刺激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会议认为，国家必须给农业必要的投资和贷款。但这些投资和贷款只限于1950年增产粮食确实有效的事业，如水利、农具、种子、防除病虫的药械、种畜与兽医等，因此应以老区为主。投资和贷款不能包括临时性的行政开支，不能作为灾区的救济粮款，也不能用于扶植农民进行副业生产，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供销合作社另有专款。为了落实恢复农业生产的方针，会议向政务院提出希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各地明年在老区应以领导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新区保证不误农时”；二是“要求解决农产品如花生、麻、烟叶等销路问题，并保障合理的价格”。①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生产投资的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必会起重要的保障作用。12月23日，政务院第12次政务会议通过农业部《关于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的报告》。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农业的增产必须与兴修水利密切配合。因此，1949年11月8～18日，由水利部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根据国家水利的基本状况特别是1949年水害频仍的严酷现实②，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发展生产之目的的基本方针。[5]

    工业方面

    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和依赖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建立起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能独立配套，基本工业如钢、煤、电都互不衔接，工厂设置、原料产地、市场三者又大都互不配合；加之国家财政经济困难，1949年是全国工业生产最低落的一年。根据这种情况，陈云领导的中财委确定建国初期工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在恢复建设中必须注意调整”。[6]围绕这一总的任务，中央五个工业部门，即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及轻工业部，首先在陈云主持下，于中财委内部通过讨论明确了业务分工。然后各工业部在中财委的指导下召开各项会议，根据调整的原则确定了1950年的生产计划、投资安排和方针。

    重工业部自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3月22日，先后召开了钢铁、有色金属、电机、化工、机器、钨锑锡等六个会议。钢铁会议是其中最重要的会议。它确定了1950年生产任务及投资的指标，即：生铁88万吨，炼钢66万吨，轧成钢材49万吨；投资总额为156万吨小米。这一生产和投资计划是根据中国钢铁工业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陈云指出，中国的钢铁工业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适应他们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炼铁的设备多，炼钢的设备少，轧钢设备又不能适应钢炉生产的能力，各个环节极不平衡。而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骨干，“是一切工业之母”，必须搞好。所以，在生产计划方面要努力调整和平衡炼铁、炼钢、轧钢生产的比例，加大对钢铁工业的投资。③据此会议确定，东北为目前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中心，1950年要在东北增加75万吨重型钢材轧钢机一座，增产5万吨薄板及9万吨无缝钢管设备，并责成东北建厂制造钢铁工业不可缺少之电极。[6](pp．203—204)

    为保证钢铁工业的恢复和调整，钢铁会议决定，钢铁工业系统的组织机构实行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或东北工业部)——钢铁三级制；并且将计划与生产分开，基本建设与生产管理分开，确立厂为生产管理单位，钢铁工业局及东北重工业部为钢铁企业之直接领导机关，中央重工业部为全国重工业计划决策机关。鉴于东北技术干部极度缺乏，6万职工中只有技术人员142人，占总人数0．24％的情况，会议决定由关内各地再抽调技术人员140人赴东北；并同意提高东北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工资；对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企业实行超额奖金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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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云、薄一波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0年2月3日。

    ②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第16页。

    ③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1950年1月7日；陈云在政务院第15次会议上的发言，1950年1月13日。

陈云在全国钢铁会议的闭幕会上，针对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指出：在东北建设钢铁工业基地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全局。为了完成好这一全局性的任务，必须“集中使用全国有限的技术人才，动员专家到东北去从事新的经济建设”。陈云说：技术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8]另外，陈云还强调，要完成全国钢铁会议提出的1950年轧钢材49万吨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组织”，必须统筹规划，“科学的、有计划的供应材料，生产成品，计划分配，合理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国的轧钢工厂组织起来，发挥全国的能力。①

    其他会议也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了1950年的重点。有色金属会议要求解决目前各方亟须的铜、锰、铝、铅的问题；电机会议要求解决中型及重型电机制造问题；化工会议确定产品重点为肥料及人造石油、染料、水泥，在化工范围上确定了重点产品为酸碱无机盐、人造肥料、人造石油、人造橡胶、轮胎、药品、合成液体燃料、电化工业电极等。这些会议都确定生产任务与投资的重点在东北。[6](pp．204—206)钨锑锡会议根据这些矿藏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特性，主要讨论了产销和私营矿区收归国有的问题；决定1950年要有计划地开采钨锑锡矿，该类矿一律统购统销，并对私营矿区要逐步通过慎重的步骤收归国有。②陈云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将上述情况作了简要说明。

    有色金属会议要求中财委增加投资，用以恢复山东张店铝厂和湖南水口铅矿，兴建云南东川铜矿。但经中财委讨论，认为目前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大规模兴建，“可拟出具体计划与步骤送财委审核后，再呈政务院定夺”。陈云在中财委第15次委务会议听取有色金属会议对该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我们投资的标准是“对人民负责”，花钱是否得当，在于“迟早、多少”：凡属今后办大工厂要提到政务院好好讨论，决定下来要办的事，也要先考察，然后分步骤有计划地办，不能轻易动手，“否则是工厂办人，出的是铁，不是经济铁，一定要争取人办工厂”。③陈云在中财委第15次会议讨论全国化工会议的情况报告时，对投资方向问题又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他说：现在应进行资源的调查研究。“我计算战后每年应至少有200亿斤的工业投资，5年内有1000亿斤的投资”。投资是有限的，要用得好“就要计算何者先办”。如果按每年投资总数10亿美金计算，根据建设需要，我认为工业应占50％，铁道占30％，农业占15％，其他占5％。现在的投资一定要照顾到将来，建设资金投资方向的确定一定要慎重。④

燃料工业部自1949年11月至1950年5月，先后召开了全国煤矿、电业、石油等三个会议。全国煤矿会议是其中重要的会议，会议确定了全面恢复、部分建设的1950年国营煤矿生产的总方针。部分建设以东北为重点，除了要恢复29个井口，并新开11个新式立井、2个露天、4个斜井外，三年内要达到伪满时期生产的最高水平(以1944年为标准)，年产量2400万吨。华北、华东则以恢复为主。1950年全国煤矿总生产量要达到3668万吨。为了落实方针，完成生产任务，会议提出，“在中要彻底克服平均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思想，将提高生产技术和团结全体职工密切结合”，“集中管理，统一领导，实行严格定额的经济核算制度，使煤矿经营走上正轨”。[6](pp．208～209)全国电业会议也确定了1950年的方针：“保证全年安全发、送电，并准备有重点地建设两三年内生产所需的电源设备。”石油工业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三年内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提高产量，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探勘与建设，以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的需要。”[6](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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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云在全国钢铁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49年12月25日。

    ②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钨锑锡会议情况报告，1950年1月25日。

    ③陈云在中财委第11次委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月10日。

    ④陈云在中财委第15次委务会议卜的讲话，1950年3月15日。

    1950年1月15～19日轻工业部召开了全国纸张会议。会议预计在1950年生产各种纸张17．5万吨。[6](p．216)当时纸张生产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纸浆供应不足。陈云和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全国共有各种造纸机217架(24架不包括在内)，全年全部开工，可产厚薄纸28．8万吨(其中公营占14．9万吨)。但目前纸浆设备很差，又多遭破坏。所以，1949年全年纸张生产仅达11万吨。要想完成1950年生产各种纸张17．5万吨的任务，首先必须解决纸浆的供应问题。为此会议决定：先扩充四川宜宾木浆厂，筹设华东草浆厂；同时恢复东北旧的木浆厂，并新建14万吨机械木浆厂及6万吨化学木浆厂。为了支持这些恢复和发展项目，1950年国家投资造纸工业总额达9300万斤小米。①

    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纸张会议是轻工业部召开的仅有的一次会议；食品工业部只是参加了相关的会议，并没有单独召开会议；纺织工业部没有举行会议。从当时中央5个工业部门召开会议的格局看，国家明显地将主要力量投入到重工业和能源工业恢复方面，这既是当时经济的迫切需要，又是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依照《共同纲领》中的工业政策，从整个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全局出发，从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对建国初期工业建设战略部署的选择。   

    交通方面

    交通运输是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条件，没有化的运输，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而铁路运输是中国运输业的主导和骨干，在全国解放过程中，人民政府就集中力量对接收的铁路进行抢修。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把注意力转移到铁路的养路、机务、财务、运输等环节上，1949年10月，铁道部接连组织了几个会议，研究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全国铁路工务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养路负责制度，全国铁路机务厂检修联席会议确定了全国厂段检修能力。

    中财委布置各项会议开始后，铁道部将注意力集中到提高铁路运输能力方面，经中财委批准，决定自1949年11月28日起调整客运运价率。12月下旬，又召开了全国铁道运输会议，对铁路运输等问题进行讨论。1950年2月颁布了《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使中国铁路第一次有了统一遵循的基本法规，铁路的运输效率显著提高了。

除铁路外，航务公路也承担着重要的交通运输任务。陈云、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根据国家航务公路现状，1949年11月19日至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首届航务公路会议确定1950年的交通方针与任务是：除战争急需的建设外，一般是在现有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整理与恢复，将原有车船加以组织，提高其运输力，并为战争结束后大力开展交通建设做准备。②会议期间，陈云到会并作了关于交通运输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说：我们国家是个大国，面积大，人口多，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统治下国家经济十分落后，交通事业也不发达，很长时期交通部门是被控制着的。现在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情况有了根本改变。为适应经济发展，交通任务重大。运输要求和运力很不平衡，铁路交通干线还未通车。但只要将运力组织好，粮食、棉花都可以按需要运送。③会后，陈云、薄一波签署中财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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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全国纸张会议的报告，1950年3月27日。

    ②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关于邮电、交通、有色金属会议简报，1950年1月15日。

    ③陈云在全国首届航务公路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1月。

交通部函，原则同意全国航务公路会议拟决定之问题与初步意见，并指出：在水路运输方面，航务总局、轮船总公司及公路总局之设立，原则可行。在公路运输方面，全国设总公司和分公司，大经济区不设公司，由总公司直接领导分公司推进业务；至于公路，前方以便利军运为主，后方以能通车为准，着重对现有路线作有效利用。在公路建设方面，目前以不由国库支款为基本原则；目前还没有必要修筑高级公路和风景公路。①

    电信方面

    国民经济的恢复也离不开通信基础设施的恢复和建立。当时邮电企业尚无全国性的邮电合一的统一领导管理机构。各区邮资标准与邮票是不统一的，财务是各区独立解决的，运输邮路是分割管理的，人民感觉十分不便。1949年6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电信总局，除了在组织全国通信联络上较邮政顺利外，其他方面也与邮政相似，只有区域性的统一，而无全国性的统一。显然，邮电企业管理领导的统一，是搞好邮电的根本前提。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邮电部正式成立，不久，即于12月10日和1950年1月25日，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邮政会议和电信会议。从陈云和薄一波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可以了解到，这两次会议分别从组织机构、业务管理等方面统一了全国的邮政和电信事业，既成立了全国邮政总局和隶属总局的各大行政区的邮政分局，也成立了全国电信总局和隶属总局的各大行政区的电信分局。与此同时，在邮政方面统一筹划和规定了邮政上的财政会计、预算、人事、业务、规章手续，并明确了1950年的重点是整理与恢复全国邮路，明确了依照人民需要展开邮政的企业经营方针和邮政的企业化管理方针等。②这次会后不久，全国实现了邮政、电信系统合一。

    贸易方面

中央贸易部在1949年11～12月先后召开了茶叶会议，猪鬃、皮毛、油脂会议及全国城市供应会议。从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可以了解到这些会议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就是努力加强国家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力度。茶叶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茶叶总公司，统一办理国营茶叶的收购、加工和研究改良等事项。在主要茶叶集散城市设分公司，在主要茶叶产制地区设立加工工厂。对苏联销售的红茶全由国家经营，维持并扩大对非洲的销售，内销以私营为主。猪鬃、皮毛、油脂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统一的猪鬃、皮毛、油脂三个公司，在华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内蒙古等地均设分支机构，统一由中央贸易部领导，资金、计划和干部由中央统一调度，日常由地方财委领导。③这几个会议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落实《共同纲领》提出的“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的商业政策，以达到发展城乡贸易、组织出口、争取外汇、换回工业原料、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全国城市供应会议根据中财委集中统一的指示，研究了物资统一调度问题，决定成立粮食、花纱布、煤炭建筑器材、盐业、百货、猪鬃、油脂、土产、茶叶、矿产、石油、进口等12个公司，并对粮食、纱布、煤、食盐四种主要物资的统一调度作了具体部署。为了落实这一计划，陈云领导的中财委作了具体部署，“各国营贸易总公司大体在1950年第一季度相继成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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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云、薄一波签署中财委复交通部函，1949年11月23日。

    ②参见陈云、薄一波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0年2月14日；陈云、薄一波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1950年4月8日。

    ③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猪鬃、皮毛、油脂三个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月12日。

  财政税收方面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紧迫，没有时间整理和健全新的税制，只是在废除国民党腐朽反动的苛捐杂税以外，对其他一些旧税制采取利用政策，这对保证当时十分紧迫的财政收入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迫切需要活跃城乡市场，扩大国家税源。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10日财政部召开的税务会议，根据国家财政形势的需要，决定对全国各地税种、税则、税率迅速加以整理，以达到全国税政的统一。会议提出简化税制、增加税收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4种税收项目，并以货物税、工商税、盐税、关税为全国税收的重点；另增加棉纱、卷烟税率，新增薪资所得税。会议草拟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①，建立了由上到下的税收机构及制定了暂行的组织规程草案。粮食会议提出，要统一全国农业税负担办法，建立粮库制度，加强粮食的领导管理机构。盐务会议确定了生产、税收、运销分开的方针，按全国各大行政区划分7个销盐和产盐区，由盐业公司统一内销和外销，盐局负责生产，逐步统一全国盐务组织。②这些措施为不久后国家税制的统一和税收的增加打下了基础。

    把税收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当时在党内还没有形成共识。由于中共长期在乡村从事革命活动，对于征收公粮，党内有着“较好的认识”，而且有“很大的办法”；但对城市税收，党内一直“认识不足”，一些同志始终认为“向老百姓要钱越少越好，向国家要钱越多越好”。针对这种思想情况，陈云在全国税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扭转这种偏见，提高对税收的认识。要解决财政困难，单靠多发票子不行，主要应靠增加税收，要把税收看作人民政府的重要财源。共产党决不能像国民党一样，靠通货膨胀政策解决财政问题。他指出：1950年度的财政概算中税收任务的完成，“不仅是一个财政任务与经济任务，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必须切实加强对财政的领导，要把财政，特别是税收“放在主要议事日程之内”，“目前一切主张轻税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但要注意城乡税收负担的平衡。“过去农民负担重于资本家的几倍，是不应该的。但目前不是靠减低农业税，而是靠增加城市负担来取得平衡。农业税的减低是将来的问题，在财政赤字未消灭前是不能减的”。陈云在讲话中还强调要加强税务干部队伍的建设。市、县党委领导要把最得力的干部调到税务局来，“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要把旧税务人员聚集起来，大胆使用；要吸收一些青年参加税务，办训练班。③陈云这个讲话对于正确认识新中国的税务起了重要作用。

陈云、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税务、盐务、粮食三个会议估计，税率调整和加强新税管理后，城市税收可增加35亿斤小米。公粮比原概算增24．02亿斤。盐税采取提高税率与不重征的方针，除东北、西北、内蒙古外，其他地区一律提高到小米或大米100斤；估计1950年盐税可收入小米32亿斤。④三项税收加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会有很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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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②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编《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第103页；中财委第8次委务会议纪要，1949年12月23日；中财委第11次委务会议纪要，1950年1月10日。

    ③陈云在全国税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8日。

    ④陈云、薄一波给中共中央的财经报告，1949年12月26日；陈云、薄一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税务、盐务、粮食三个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月6日；中财委第8次委务会议纪要，194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