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地理研究

    北京是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了北京城市的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地理为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一  有关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研究

明清北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改造、发展，为城市格局带来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侯仁之先生就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变化与城市格局特征形成了系统研究。侯仁之先生在《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一文中首先指出明清北京城在继承元大都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南北城墙的迁建、紫禁城的兴筑与皇城扩建等重要城市改造与重建，这一系列迁建工程对北京城市格局产生重要①。

    1.明清北京南北城墙迁建

明代北京南北城墙的迁建分为两个阶段，明初为第一阶段，迁建的主要对象为南北城墙，迁建中首先针对大都北部的空旷地将北城墙南移五里，然后将南城墙作相应的调整，向南移动五里。经过这样一番迁建，北京城城郭与元代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但整个城市发生了自北向南的推移，而且改变了元大都规则南北长、东西短长方形城廓形状，城市轮廓略显方形，同时由于积水潭引水渠的影响，新筑北城墙西南呈一斜角。侯仁之先生认为南北城墙的迁建完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经过这一阶段迁建以后的北京城被称为内城。明嘉靖年间为北京城墙迁建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蒙古瓦刺部的频繁南下，屡屡对北京城造成威胁，开始致力于外城的修建。原议环绕京城四周，一律加筑外垣，后因物力所限，只修了正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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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历史地的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面，进而使北京城在平面图上构成了“凸”字形轮廓。对于外城修建首选南墙的原因，侯仁之先生指出当归于这里比较稠密的居民和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天坛、山川坛的存在。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侯仁之先生指出自元至明由于、军事原因北京城市出现自北向南推移这一重要现象之外，在城市总体格局上仍袭元代旧制，既全城呈现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对称形式与以东西、南北向为主的街区规划风格。

    2．紫禁城的兴筑与城市中轴线的强化

    明初攻占元大都，在北城墙南移的同时，又平毁了元宫城，故明成祖继位后立即着手修建紫禁城与皇城。由于紫禁城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重建后的紫禁城对于北京城市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侯仁之先生就紫禁城以及与紫禁城相关的城市中轴线、大内宫殿建筑等展开了系列研究。

侯仁之先生首先指出明代紫禁城坐落在元大内旧址上，东西两墙的位置仍同元大内旧址，与北京城墙南移对应，紫禁城南北两墙也分别南移了400米和500米。紫禁城中外朝三大殿与内廷后三殿与元朝大明殿及延春阁一样，均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充分体现了中轴线的核心地位。侯仁之先生认为在北京城的设计中，城市中轴线的出现不仅仅确立了城市布局对称分布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正因为如此，在侯仁之先生题为《北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再次强调了紫禁城与中轴线以及中轴线建筑的关系①。侯仁之先生指出，由于明代紫禁城南北墙均有向南的移动，元代延春阁故址已在紫禁城北墙之外，明王朝为了压胜前朝，在延春阁故址上堆筑起意为“镇山” 的万岁山，这座万岁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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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侯仁之先生在《明清北京城》一文中进一步指出①，与元代宫阙相比，明代紫禁城的另一个变化在于紫禁城的前方。元代大内前方空间有限，除去拱辰堂、留守司等衙署外，没有其他重要建筑。明代紫禁城、皇城、大城依次南移，紫禁城前方大为拓展，利用这一拓展的空间，在中心御道两侧布置了太庙、社稷两组对称建筑，同时在承天门改为天安门之前，开辟了“T”字形宫廷广场。广场两侧的宫墙外，集中布置了中央衙署，其东侧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以及鸿胪寺钦天监等，基本为清代沿用；西侧为五军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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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78—92页。

清朝兵制改变，逐渐废弃。

    清代北京城基本格局变动不大，除个别地方，基本维持了明代面貌。

侯仁之先生上述研究成果在肯定了明清北京城保持着元大都以城市中轴线为核心、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一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指出明代由于紫禁城、皇城、大城依次向南推移，而带来城市空间面貌的变化，这一切不但成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精粹，而且为北京城市地理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有关城市职能建筑分布的

    由于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继承并起来的，因此元大都的街区设计对于明清城市职能建筑分布具有重要。侯仁之先生在《元大都城》一文中指出①，元大都北城墙设有两座城门，其余三面城墙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两座城门之间，除少数例外，也都加辟干道一条。这些干道纵横交错，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九条。这些纵横交错的干道，在城市结构中起着不同作用，其中占主导作用的是南北干道，全城次要街道或称胡同，基本沿着南北干道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干道宽约25米，胡同宽只6—7米。元大都城市街区的排列形式被明清沿承下来，成为城市职能建筑分布的基础。

在上述基础上，有关学者在明清北京职能建筑分布研究中，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的衙署、仓厂、王府、庙宇等建筑前后空间演替、布局特点等。其中仅就中央官署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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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4—77页。

布来看，一些学者指出元代中央官署与管理大都城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大都城的东南部以及中部，明代伴随北京城址的南移，城市重心一改元大都坐南朝北而为坐北朝南，即中央官署集中分布在紫禁城以南的千步廊两侧，清代官署基本沿袭明代旧址，同时一些官署也表现出向皇城东南部分布的趋势．对此李孝聪指出：“清代北京城官署机构多分布于东城，而平时进出紫禁城均由东华门一途，正是导致这种分布格局的根本原因。”①

    应该肯定在北京城市职能建筑分布研究成果中，对于明清两代城市仓厂与王府位置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引入瞩目的，与这一研究相关的论述以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与李孝聪、成一农所撰写的《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选址与分布》最具代表②。刘小萌首先根据北京内城八旗布局方位，即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指出“王府不在本旗界内”这一现象。此后在李孝聪、成一农所撰写的文章中，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他们的文章抛弃了就王府论王府的惯例，而站在北京城市空间演变序列中，探寻了“王府不在本旗界内”的原因，其形成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又颇具见解。

清代虽不废分封之制，但一改元、明两代诸王出镇各地的旧例，所有分封的皇亲宗室皆安排在北京城内，建立府宅，这就使清代北京城内多了很多深宅大院。清王朝依据血缘亲疏将皇亲宗室分为“宗室”、“觉罗”，凡显祖(努尔哈赤之父)本支称“宗室”，旁系子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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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②  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载《首都师范学报》(版)1998年第2期。李孝聪、成一农：《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觉罗”，此外为了区分上下尊卑对宗室、觉罗规定了12个等级。在明确的等级制度下，尽管清廷对各级别宗室、觉罗府宅建筑形制有严格规定，但这些亲贵的府宅在空间用地与建筑规模上，均远远超过一般百姓，甚至突破了自元大都以来就形成的胡同之间六十余米宽度。

侯仁之、徐苹芳等先生早已指出，在元大都的规划、建设中，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已形成定制，并被明清所承袭．那么清廷如何解决这些颇具规模的王府用地问题呢?李孝聪、成一农论证了明清之间王府贵族用地存在前后承袭现象之外，还注意到明代仓厂用地与王府之间的对应关系。文章指出：“由于清朝政府完满解决了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关系，不再需要对蒙古地区用兵，北京城郊也不再有蒙古骑兵的骚扰，城西不必配置仓厂，城外可以建仓。”另外粮食物资进京漕路基本固定在城东的通州卸运，于是明代建立在西城的草料场、火药厂、铳炮厂、仓库尽数裁撤东移，这些旧日仓厂均面积较大，符合王府占地要求，成为王府用地的最佳选址。现已证实因明代仓厂旧址兴建的清代王府主要有：

        明太平仓        清庄亲王府

        明西城坊草场    清慎郡王府

        明阜成竹木厂    清果亲王府

        明天师庵草场    清諴亲王府

        明山西大木厂    清郑亲王府

        明台基厂        清裕亲王府

利用这些旧仓厂修建王府既可以保证宅院用地规模，又不至于破坏胡同基本格局。明代仓厂与清代王府位置之间对应关系的发现，既从北京城空间演变序列中探寻到明清两代职能建筑的位置变化，同时也解决了“王府不在本旗界内”的原因。很显然明代王府、仓厂旧址不存在与八旗位置的对应关系，利用这些旧址空地兴建的清代王府不可能保证宅主与自己属旗分布位置吻合，故出现“王府不在本旗界内”的现象。

    寺庙也是为从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学者所关注的职能建筑之一。由于寺庙很多，“寺庙在老北京地域空间上占相当大规模，据北京生活多年的老人讲，在北京旧城城圈内，无论站在何处，以你所站的地方为核心，以一百米为半径画一个圆圈，或多或少总能发现一座寺庙”①。寺庙数量之多，已构成北京城市中重要的职能建筑。对于明清两代寺庙分布，李孝聪先生指出，元、明时期敕建的寺庙受城市规划与礼俗制度约限，多建在街道胡同路北，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一般不打破原有街道，这一点在北城尤其突出。南城除沿用辽金旧寺较为规整外，新建者多随道路而随意布置方位。除上述元、明两代寺庙布局共有的特征外，明代北京城内因众多官署、仓厂占据大量土地，致使寺庙分布呈现几个密集区：(1)仓库周围，以关帝、观音、仓神庙为主，布置在仓墙外，乞神消灾。(2)湖泊沿岸如积水潭、什刹————————

①  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海、金鱼池周围。(3)北城地势高，元代曾有斜街市、行市，不是主要民宅区，故多建大寺。(4)东、西城中部，东四、西四旧为元大都两街市所在，因行业崇祀而建庙。(5)南城两翼，土地宽广，多建大寺。

清代基本承袭明代寺庙，但也不乏新建寺庙，新建庙宇有以下特点：(1)皇城内增建寺庙。清朝废除了前朝在皇城内设置的众多内官监，在八旗满洲兵移人的同时，利用前朝旧庙或新建一些寺庙。(2)清代王府占地面积较大，在一些地段打破了胡同原有的格局，同时也拆除了一些小庙。(3)由于蒙、藏、满等民族信奉喇嘛教，喇嘛寺增多．(4)以满族早期信奉的萨满教为基础的宗教建筑——堂子，出现在北京内外城。(5)国家塑造正统神祠，导致庙内崇祀佛、道不分，且选址不择地，也不遵守坐北朝南的建筑定位，多在胡同的拐弯处、分叉路口建造。(6)清真寺、天主教堂数量增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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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7页。

总的来看，明清时期北京城内职能建筑，除中央官署在选址上以接近紫禁城为首要条件外，其他建筑选址随意性渐趋明显，由于各类占地面积较大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基本格局的控制，因此因地制宜安排建筑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王府还是庙宇都在选址上表现出变通的特点。  三  有关明清北京城商业与市场

    北京城商业与市场研究是近年有关北京城市地理获得较大进展的研究领域。1989年高松凡发表了题为《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的①，文中“中地论”探讨了明清时期北京城商业格局的空间体系，此后又进一步分析论证了明清北京城商业与市场，并将其融入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中，构成了“城市商业与市场分布”一章的基本。2003年北京研究生樊铧在题为《明清北京市场考》的硕士中，又对市场作了进一步探讨，推动了这一研究的进展。

    上述研究首先指出元代大都城内形成各种集市达三十多处，此外主要市场分布在三处：一处是城市中心的钟楼、鼓楼及积水潭北岸的斜街一带，由于积水潭为运河终点码头，来往货物均需经行于此，故这里是大都城的商业中心；一处为城市西南部顺城门内的羊角市，其位置相当于今西四一带；第三处是城市东南部的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东四灯市口大街。明清时期北京城商业与市场在元代基础上，又形成新的变化，起来看可以归为如下方面：————————

    ①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载《地报》1989年第2期。

    1．明代北京城商业中心发生南移现象，其原因与城墙南移等城市格局变动相关。由于北城墙南移，使在元代曾为商业中心的钟鼓楼、斜街商业区范围缩小，商业中心遂南移至地安门外大街一带。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已经指出，明代北京城北墙南移的同时，南城墙也出现南移，由于大城南墙南移扩大了皇城与大城之间的可利用空间，加之嘉靖年间修筑了外城，为商业中心进一步南移到棋盘街和前门一带创造了条件。

    2．澄清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代北京城商业以市集为重，按期而聚的观点，指出固定市场在棋盘街、东西江米巷、前门外、西四、灯市、地安门外、东西单、菜市口、崇文门外等地均形成固定市场，此外东四、新街口、北新桥、东安门、交道口等地以及朝阳、安定、德胜、阜成诸门外关厢也有市场与店铺存在。基本形成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加上上述市场的布局规模。

    3．肯定了明代庙市以及其他集市，作为固定商业市场的补充形式，以定期市形式所发挥的重要商业职能作用。并指出明代北京庙市中城隍庙市规模最大，此外土地庙、药王庙、东岳庙主办的庙市也占有重要地位。

    4．清代前期内城商业市场一度衰落，商业贸易主要依靠庙会、集市以及摊商、小贩进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清代将内城划为八旗营地相关。内城商业市场重新恢复大概在道光、咸丰以后，这时满汉分居制逐渐松弛，伴随内城店铺日益增加’固定商业网逐渐增加，终于形成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外城的菜市口、花市的市场布局，加上庙市与集市共同构成北京城的市场①

明清北京城商业与市场是在元代基础上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伴随城墙南移，明代商业中心依次从钟鼓楼一带移至地安门，再由地安门移至棋盘街，同时在城内西四、灯市等处形成固定市场，这些固定市场的位置由明至清虽然略有变动，但在整体上保持着相对接近的位置，这样市场布局形式在理论上比较接近“中地论”中关于市场层阶的阐述。

四  有关明清北京城市人口

    人口研究是城市地理中的重要，近年学者就明清时期北京城人口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其中值得介绍的是韩光辉《北京人口地理》，这项成果全面研究了历史时期北京人口变化以及空间分布，其中有关明清两代的研究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特征十分有意义。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指出明代北京城市户口由城市赋役户、卫所军户、官匠户、皇室服务人口构成，其中城市赋役人口明初仅为3300户，11550人，永乐迁都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膨胀，至嘉靖后期到万历初，北京城市民户为7．92万户，43．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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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49页。樊铧：《明清北京市场考》(未发表)。

这些人口中内城为5．4万户，27万口。卫所军户洪武初为26880户，67200口，至明后期增至10万余户，68．5万口。万历年间属于匠户的铺户共计3982户。皇室服务人口正统前约5000人，明后期已增至1．5万人。这些人口分布在北京城各处，不但内外城的人口密度

不同，而且在明代实行的东、西、南、北、中五城人口密度也存有差异，对此韩光辉根据记载，将其整理如表1：

    城中各区，西城人口分布密度最大，东城次之，中城又次之，皇城人口分布密度最低．南城的情况比较特殊，人口实际居住空间不足一半，若以前三门人口分布集中区而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3万—4万人。

    清代由于旗人内迁，内外城的民族构成发生很大变化，户籍制度也趋于复杂，内外城实行不同的户籍制度。内城为八旗驻区，户口具有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独立户口编审体系；外城主要为汉人，其中也驻有少量旗兵，其户口属于北京城市户口的独立部分，不属于大兴、宛平二县，也不属于京师八旗。针对清代北京城市户口管理特征，韩光辉指出清代对明代既有继承也有变革，继承主要表现在城市户口管理与隶属关系均存在双轨制；变革主要表现在明代隶于工部或内府的匠户等，至清代已成为城市或州县户口的组成部分。

    清代内外城的人口规模是探讨这一时期北京人口地理的重要部分。在韩光辉的研究中表明康熙二十五年京师八旗人口为54万，康熙五十五年为68万，清后期经庚子之役内城居民民族构成发生较大变化，旗人数额大为减少，宣统年间内城为23．4万人，外城为1．2万人。在京师八旗人口变化的同时，外城人口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化，雍正十一年外城居民约2l万口，至宣统年间内外城共316472人。上述人口数额的变动表明，京师八旗人口有下降的趋势，而以外城为主要居住地的汉人等人口虽然表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率是较低的。对于清代北京城上述人口变化特征，韩光辉指出京师八旗人口数额降低与清中后期针对旗人人口增加，而朝廷无余财给之局面制定的分驻四郊、迁移京师的政策相关，这项政策出台后有效地限制了京师旗人数额，进而导致清后期京师旗人数额反而减少。而汉族等人口增长缓慢则与清代实行的限制北京外城人口增长政策直接相关。

    清代北京内外城的人口密度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光绪八年(1882)内城每平方公里1．23万人，外城每平方公里11．3万人，对于城内各区人口密度可见表2：

    清代各城区中，内城东、西、中三区人口分布密度虽在各区中偏高，但较明代明显减少，南、北城次之，皇城密度最低。与明代相同，外城人口密度较低仅是表象，如不考虑外城的非建城区面积，这里的人口密度仍然最高，其中前三门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4万人①。

    明清时期北京城人口地理的相关成果展示了这一时期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变化特征，并显示了城市人口变化与、的依存关系，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构成认识历史时期北京城市进程的基础。

以上集中介绍了近年中国学者以北京城市地理为核心获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发展特征，对于解读北京、认识北京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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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85—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