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南部桑蚕丝织经济的历史考察

提要：明代中叶以后，太湖南部的苏嘉湖地区逐步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具有明确结构和合理布局的桑蚕丝织区域体系。生丝的生产和输出中心逐渐整合到了地处湖、苏交界的南浔一一震泽一线；丝绸的生产和输出中心则最终整合到了濒临嘉、苏交界的盛泽一地。考察这一区域经济体系形成中行业区位格局整合的过程，对于思考今天的区域开发与不无启发。

关键词：太湖南部  桑蚕业  区位格局

一

    太湖南部蚕桑丝织经济系统中行业区位的形成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与这一地区蚕桑丝织经济在空间的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宋至明清，蚕桑丝织业逐渐由西部的湖州向东部的嘉兴与苏州拓展，如嘉兴的蚕桑重地在明前期还弱于湖州一带①苏州吴江的蚕桑业至清前期还只是在与湖州接壤的西南局部较为兴盛。即便是湖州的蚕桑丝织业在府属地域内也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表1统计了宋至明前期湖州府属六县夏税中丝织品的数额，一定程度反映了蚕桑丝织业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脉络。表中的数据表明，宋代湖州的蚕桑丝织业重心位于地处西北的长兴县，元代移至南部的德清县，明代则移到了东南的归安和乌程县。明代以前蚕桑业在地域上的这一发展过程与归安的菱湖和双林最早成为这一地区的丝织中心完全吻合。

人明以后，湖州归安和乌程的蚕桑丝织业也渐次兴盛起来。归安“诸乡统力农，修蚕织，极东乡业织，南乡业桑，……菱湖业蚕，捻棉为紬尤工。”②菱湖镇更是因此而兴盛起来，遂为归安雄镇，“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③并逐渐由植桑饲蚕发展成为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万历间“丝有合罗丝、串五丝、经纬丝，属县俱有，惟出菱湖洛舍者第一。”④入清以后，菱湖依然相当程度地保持着这一优势“国朝……，商贾繁凑，丝业尤甲一邑，设有主簿驻扎。”⑤

归安双林镇，在明弘治时就已是“商贾聚集之处，”⑥成化时更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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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弘治]《嘉兴府志》卷之2《土产》。

    ②  《归安唐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

    ③  《新湖州府志》转引[光绪]《菱湖镇志》卷1《疆域》。

    ④  [万历]《湖州府志》卷3《物产》。

    ⑤  《新湖州府志》转引[光绪]《菱湖镇志》卷1《疆域》。

⑥  [弘治]《湖州府志》卷之4《市镇》。

贸易”于双林。①双林镇向以生产绫绢与包头纱著称。元时已有绢庄10所，自明“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绌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者，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②人清以后，绫绢生产继续保持不衰，镇民仍“以织绢为上，习此者多而出息亦巨，机声鸦轧，晓夜不休。”近镇乡民，“沿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双林成为继菱湖之后的又一个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乾隆时“丝有头蚕，有二蚕，有头二蚕。粗者多肥丝；细者名扁折，有清水经纬，有浆绫花纱经纬；最粗者名边丝，以其用为绌绢边卫也。端午前后，闽广客商聚贸于镇。”④并且“兼并邻近市镇所出。”⑤蚕丝的生产已大大超过了本镇蚕茧的供给量，“有往嘉兴曹王(庙)附近买茧缫丝者，亦有载茧来鬻者。”也有到乌青镇“另买经纬自织。”⑥周边市镇已成为其生产的原料地。终使清代出现了“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⑦的壮观景象。

表1    湖府六县夏税(丝、绵、绢、紬)比重表(％)

注：①、②、③、④、⑤、⑥分别代表其位次。数据来源于《湖州府志》卷8。

我们再来看嘉兴府的情况。嘉兴县南部的王店镇，又名梅里，明万历间就以织绸著称，“所织绸最著名，”有褚绸、褚绫、薛绸等名产。⑧清乾隆时“吾乡，……蚕丝之广，不下吴兴。”⑨城乡都有缫丝，“屋角青桑不复遮，村村轧轧响缫车。”⑩。崇德县的石门镇，在明末也已盛产生丝，“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鸣彻斗门边，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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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成化十一年]张廉：《重建成化桥碑帖》。

    ②  [乾隆]《湖州府志》卷14。

    ③  [同治]《双林镇志》卷15《风俗》。

    ④  [乾隆]《东西林汇考》卷4《土产志》。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17《商业》。

    ⑥  《双林镇志》卷15《风俗》。

    ⑦  唐甄《蚕教》，《皇朝经世文编》卷37。

    ⑧  [崇祯]《嘉兴县志》卷17。

    ⑨  [乾隆]《梅里志》卷7。

⑩  郑融《田家词》。转引陈学文《明清时期王店镇的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1年第3期。

客船。”桐乡县的濮院镇是当时丝绸生产的销售中心。早在元大德间濮鉴出万金建四大牙行，收购丝绸，为永乐市，成为桐乡一带的绸市。明“弘正间，……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巨商，贸资争委。”①万历十九年(1591)，“迩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是集往，亦嘉禾一巨镇。”②自明万历改土机为纱绸机后，织绸业蒸蒸日上，“濮绸之名，遂著远近”③。人清以后，织绸持续发展，近镇村落，“皆务于织。”④乾隆时“日出万绸”，“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

明代以来，湖州的长兴、德清、归安和乌程，以及嘉兴的崇德、嘉兴、桐乡等地已普遍植桑饲蚕；一批市镇已具有了一定规模的丝织业，其中以菱湖、双林一线的蚕丝生产和销售最为兴盛。

图1  明代以来蚕丝生产中心的区位图

    我们先菱湖和双林作为蚕丝生产中心的区位因素。首先应该对当时蚕丝的输出线路有一个大致了解，虽然湖丝最终的消费地是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但是我们似乎更为关注它在本区域内的输出口径，因为这可能更接近区位分析中消费地的含义。明清时期，湖丝出境主要依靠頔塘(又名荻塘)、苕溪、烂溪和运河这几条水道，以湖州府城、嘉兴府城以及嘉

湖交界的乌镇为出口，运往苏杭等各地。根据区位因素，我们可以认为，蚕丝的原料产地分布在湖州的长兴、德清、归安和乌程，以及嘉兴的崇德、嘉兴和桐乡等地，这是一种多处原料产地散布的情形；而頔塘、苕溪、烂溪和运河这几条水道所经过的湖州城、嘉兴城以及乌镇段一带则是蚕丝产品的消费地。根据原料产地和消费地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三个区位图(见图1：区位图A，是以长兴、德清、石门、双林、湖州为角的多边形；区位图B，是以长兴、德清、石门、乌镇、南浔为角的多边形；区位图C，是以长兴、德清、石门、王店、嘉兴、南浔为角的多边形)。不难发现，无论从那个区位图看，菱湖和双林均位于其中。菱湖之所以先于双林成为蚕丝生产和输出中心，是因为湖州地区的桑蚕植养早于嘉兴地区，区位图A更接近这一时期原料产地与消费地的实际情况，而菱湖恰好更符合这一区图中生产区位的要求。随着嘉兴地区桑蚕业的兴起，区位图B和C更接近于这一时期原料产地与消费地的实际情形，而此时双林则更符合这两个区位图对于区位的要求了。菱湖正位于东苕溪之旁，而双林也邻近頔塘，可能与这一时期蚕丝出境以这两条水道为主有关，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区位图向这两条水道方向的变形。因此，从区位的角度观察，明清时期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由菱湖向双林的发展，与作为蚕丝生产的原料产业一一桑蚕业的发展方向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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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濮侣庄：《濮川志略》卷1。转引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②  李培：《翔云观碑记》。转引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③  [嘉庆]《濮院所闻记》。

④  沈廷瑞《东畬杂记》。

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对于区位的又是怎样的呢?缫丝主要原料是蚕茧，“通常1斤鲜茧缫丝2．13两，最高为2．47两，最低为1．75两。”①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把蚕茧作为缫丝的唯一原料，实际上缫丝的过程还需要其它辅助性原料，水和柴薪是不可缺少的。柴薪的将在后面一部分谈到，先来看水。不同的水可缫出不同性能的丝，“山水性硬，其成丝也刚健；河水性软，其成丝也柔顺；流水性动，其成丝也光洁而鲜；止水性静，其成丝也肥泽而绿；山水不如河水，止水不如流水。”②因此色泽优良的丝还须以好水为原料。好水并不是处处都有，也存在着一个原料产地的问题，而水在缫丝的过程中基本上属于极端的“失重原料”。根据区位理论，我们知道失重原料倾向于将生产地引向原料产地，也就是说，缫丝地应该位于有优质水的地方。事实上，太湖南部但凡产丝地区都具有优质水源。例如双林附近水质优良，利于缫丝的洗涤，凤凰泉在镇西五里，“水深而冽，乡人取以缫丝，洁润异常。”因此“汲得凤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晃新丝。”③东林以“龙山泾之水瀹之，其水清，丝绵特肥白。”④

濮院镇作为早期这一地区丝绸的生产重地，其中的人为因素较重，不仅其起始原因具有十分明显的人为因素，而且其衰败的原因也有十分浓厚的人为色彩，因此，单纯用区位理论去分析似乎不太适合，暂且将它作为一个例外搁置不论。

二

入清以后，随着桑蚕业继续向苏州府吴江地区的，以及由于政府政策的调整所导致的湖丝销路的变化，这一地区生丝和丝绸的生产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桑蚕业向该地区的东北部推进。地处苏湖交界的南浔，清代已是遍地植桑，“乡间隙地无不栽桑，”⑤“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⑥蚕事之盛已大大超出了本地桑叶之供给，因此常常向邻近地区购买桑叶以补不足，称为“做叶”、“顿叶”。“吾乡(南浔)则栽桑地狭，所产仅足饲小蚕，曰小叶，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三眠后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买卖皆曰稍，吾镇之饶裕者亦稍以射利，谓之作叶，又曰顿叶。”⑦苏州南部的震泽县，在清乾隆时已是“邑多栽桑以畜蚕，故西南境之农家颇善治桑。”⑧桑蚕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代丝绵日贵，消费品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始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万株云。”⑨吴江的黄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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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吴江县震泽、严墓蚕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调查》，1952年。

    ②  高铨：《吴兴蚕书》。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2《水道》。

    ④  吴玉树：《东林山志》卷21。转引陈学文：《明清时期双林镇的结构探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⑤  [同治]《湖州府志》卷24《物产》。

    ⑥  [同治]《南浔镇志》卷21《农桑》。

    ⑦  董蠡舟：《稍叶》，[光绪]《乌程县志》卷28。

    ⑧  [乾隆]《震泽县志》卷25《生业》。

⑨  [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

带，“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①桑蚕业的发展带动了这一地区丝织业兴起。

我们先来看看生丝生产和销售的情形。南浔人善于缫丝，故有“缫丝莫清于南浔人”②之说。手工缫丝的技术很有讲究，它的好坏直接到丝质和出丝率，“丝之高下出于人手之优劣，同此茧，同此斤两，一人良工之手，增多丝至数两而匀称光洁，价高售速，故不可不慎择其人也。”③成丝品种不一“丝，头蚕为上，柘蚕次之。极细而白者谓之合罗，稍粗者谓之串五，又粗者谓之肥光。”④震泽县“丝，邑中盛有，西南境所缫丝光白而细，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其东境所缫丝稍粗，多以织绫细，俗称细丝。”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后期，这一地区的“辑里丝”崭露头角，“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又湖丝唯七里尤佳。”⑥辑里丝，又名七里丝，以产地得名。⑦人清以后，辑里丝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在湖丝中一枝独秀。汪日桢说：“旧以七里丝为最佳，今则处处皆佳，而以北乡为上。”⑧蚕丝从“菱湖洛舍第一，到“唯七里尤佳”，再到“以北乡为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蚕丝产地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脉络。

丝市的繁荣也突出地说明该地作为生丝生产的中心地位。清初，震泽“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⑨乾隆时震泽丝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⑩至民国年间，吴江“全县丝行，集中于震泽，在民国元年至二十年繁盛，丝行达四五十家。”⑾清代南浔镇的丝市更是盛况空前，“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列肆喧阗，衢路拥塞。”⑿丝市主要集中在南市河东岸，“镇南栅有地名丝行埭，列肆购丝，谓之丝行。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焉，谓之新丝市。行有京庄、广庄、经庄、划庄、乡庄之分。”⒀通津桥旁停有很多待贩的乡间丝船，“红蚕上簇四眠过，金茧成来欲化蛾，听道今年丝价好，通津桥口贩船多。”⒁丝市兴盛以后，“向之顿叶者至此则转而顿丝焉。”⒂南浔镇的湖丝交易量十分大，“一日贸易数万金，番舶来银百万计，”⒃根据樊树志先生的估计，乾隆年间，整个旺季的交易额约为白银500万两。19世纪后半叶是南浔、震泽一带湖丝出口贸易的全盛时期，最高年输出量达10万担左右。⒄当时“两镇都有繁华的街道，特别是江苏的震泽镇，有着很多富豪居家，辑里丝发庄的房屋。”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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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道光]《黄溪志》《生产》。

    ②  陶朱公：《致富奇书》，[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32《物产》。

    ③  高铨：《吴兴蚕书》，汪日桢：《湖蚕述》。

    ④  [光绪]《乌程县志》卷29《物产》。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4《物产》。

    ⑥  朱国桢：《涌幢小品》。

    ⑦  赵鼎元：《辑里湖丝调查记》，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⑧  汪日桢：《湖蚕述》。

    ⑨  [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1《市镇》。

    ⑩  [乾隆]《震泽县志》卷1《疆土》。

    ⑾  《吴江县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总报告》，《江苏建设月刊》第2卷第3期，江苏省建设厅印行，1935年版。

    ⑿  [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32《物产》。

    ⒀  [咸丰]《南浔镇志》卷24《物产》。

    ⒁  曹仁虎：《浔溪竹枝词》。陈学文《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

    ⒂  董恂：《卖丝》，[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31《农桑》。

    ⒃  温丰：《南浔丝市行》，[民国]《南浔志》卷31《农桑》。   

    ⒄  参阅樊树志：《南浔镇与湖丝贸易》，《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⒅  《支那蚕业大观》，东京风田日荣堂昭和4年版。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图2  清代太湖南部蚕丝生产区位图

南浔和震泽的蚕丝业对于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其作为区域性蚕丝生产和销售中心的地位。它们不仅是四乡产品的集中输出地，更是整个区域的产销中心。据双林镇老丝商潘尹回忆，光绪十一年，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后，本镇“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①表明了区域性的蚕丝产销中心由菱湖、双林进一步北移至南浔、震泽。西至长兴县，“长邑向多丝行，城市乡镇不下数百家，近日行家甚少，通邑不过十余家，乡人售丝往往至南浔等处，售于本乡者不过十之二三。”②南自乌青镇，“吾镇向无经行，各乡所产细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③东南自王店镇，崇祯时镇人王潜，就已“时常之震泽，有客贸丝。”④

现在我们来南浔、震泽的区位因素。从清康熙中叶以后，蚕丝在对外贸易中逐渐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以后，19世纪下半叶太湖南部的湖丝已由内销为主转外销为主，并主要由上海转口输出，因此区位含义的消费地向东延伸到了上海。由于原料产地的北扩和消费地的东移，使得生产区位图发生了变化。从新的区位图(见图2)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出，与原先的菱湖一一双林相比较，南浔一一震泽成了更加理想的生产区位。由于传统区位的影响，新的生产区位惯性地沿着菱湖、双林一线向东北方向作了幅度不大地移动，因此具有偏向原生产区位方向地变形。下面具体来分析一下它的区位条件。

首先是运输的条件，“南浔……皆陆由荻塘，水由运河，若捷出太湖走吴江苏州较近，至于顺风扬帆比运河更驶”，交通十分便利。且两地均处两省交界，与太湖毗连，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南浔“为(湖)州境东出之门户。”⑤震泽则为其东走上海或北走苏州必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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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一章，经济统计所1939年版。

    ②  [同治]《长兴县志》卷8。

    ③  [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

    ④  [乾隆]《梅里志》卷9《孝义》。

⑤  范来庚：《南浔镇志》：[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1《疆域》。

道。“南浔，东沿运河至曹村(震泽县地)三里，自曹村由半路亭至震泽镇九里，自震泽镇由双杨、花光亭、梅堰至平望镇四十一里，凡五十三里；……东北由平望、盛墩、八斥、白龙桥至吴江、震泽二县城一百里，自吴江由夹浦桥、尹山桥至苏州府城四十五里，凡一百四十五里。”①清末，上海招商内河轮船公司将驶往苏、杭的航线伸至南浔、湖州等地，②从此申湖航道异常繁忙，“江浙出口土货丝为大宗，绸绉次之，苏之盛泽、震泽，浙之湖州、南浔、菱湖、双林等处皆系著名产地，凡货物之输销于外与银洋之输运于内，悉以上海为总机关，是以申湖航船最称要冲。”所运货物价值之高，尤其是丝，以至于“自(宣统)三年迄今，申湖商轮先后遇盗四次，总计丝商损失不下七八万元，此外绸商及其他各商之损失尚不在内。”③此航道之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为此，民国初年，土丝及丝经一度改由苏州输出，“运河沿岸地区，自本港埠(苏州)至浙江北部的产丝区不太平，载丝船只从湖州、菱湖、南浔和震泽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直接开航上海不安全……结果，商人们将丝以汽轮运至本港而不直接运送到上海。”④直至民国十七年，才又“直接运往上海，而不由苏州转运。”⑤因此南浔、震泽一线具有十分便利的货物运输条件。

其次是原料的性质，即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燃料属于完全的失重原料，在缫丝过程中不可缺少。煮茧抽丝谓之缫，煮茧时需要柴薪，“釜中贮水八九分满，灶内架粗块干柴烧之，候水大热，然后下茧。”⑥抽丝时亦需要柴薪，“丝从水出，必用火炙，轴上约做丝两许，即以砂盆热炭焙之，谓之煽车火，亦曰车头火。”⑦缫丝不仅对燃料的需求量相当大，而且对于柴薪的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煮茧柴薪“亦须拣择，最好是栗柴，桑柴次之，杂柴又次之，切不可烧香樟，其气能使丝红色。”⑧抽丝时“丝之颜光，全在此火，火旺则丝鲜明。火微则殭边而色滞。所用之炭，须无烟且不爆者，烟则熏坏丝色，爆则烧断丝条。”⑨南浔西北为湖州府山区地带，有竹木之饶，可为缫丝提供充足的炭火竹木，“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梱载而易钱于西贾；浔之西百里而近地多冈阜，为茶栗竹木山场，俗少女工时因其地之所出，亦梱载而易布于东贾，浔市居其中……。”⑩这段材料虽然说的是棉布与山货的交易，但从中可以反映出两点，一是南浔以西地饶木材，其中就有最利煮茧的栗柴；二是西边的木材都集中到了南浔。因此，南浔“有栗柴、松柴、杂柴，又有茅柴，松茅柴，皆来自西乡山中，惟桑梗柴为本地所出。”还有“炭墼，俗称炭基炭，亦出西乡山中，此以炭屑为之。”⑾也就是说，南浔一带富有缫丝所需的柴薪，而需要燃料作为辅助性原料的生产倾向于将生产定位于富于燃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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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1《疆域》。

    ②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一一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考察(1843—1913)》，复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③  苏州关文(民国三年四月)，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苏州海关1912年度报告，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  《中国贸易回顾》(CHINA TRADE RETURNS 1928)，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吴兴蚕书》，汪日桢：《湖蚕述》。

    ⑦  《广蚕桑说》，汪日桢：《湖蚕述》。

    ⑧  《育蚕要旨》，汪日桢：《湖蚕述》。

    ⑨  《广蚕桑说》，汪日桢：《湖蚕述》。

    ⑩  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32《物产》。

⑾  [民国十一年]《南浔志》卷32《物产》。

三

清中后期以降，该地区丝绸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嘉兴府桐乡的濮院镇，经过江浙交界秀水县的王江泾与苏州府吴江县的新杭一带，辗转聚集到了吴江盛泽镇。

王江泾镇在秀水县治北三十里，明万历时，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①“有清乾嘉之际，烟户万家。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②新杭市在吴江县治东南九十里，“与浙江秀水县王江泾接壤，江浙限一水为界，有太平桥，水阴皆王江泾镇，水阳为新杭市，浙人呼为河北埭。”③王江泾新杭一带，“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居此收货，所以镇上做买卖的挨挤不开，十分热闹。”④

盛泽镇在新杭市东南五里，“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而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⑤“人国朝机尸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富之家，雇人织挽。……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凡销绸者曰绸领头，每日收至盛泽出江泾牙行卖之。”⑥丝绸品种繁多，美不胜收，“绸绫纱绢不一，其名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绸即绫也，花之重者曰庄院、线绫，次日西机脚踏。素之重者曰串绸、惠绫，次日荡北扁织。今则花纹叠翻新样，罗只有素而无花，曰秋罗、银罗、锦罗、生罗；纱则花者居多，素亦有米统罗片官纱之类。绢有元绢长绢，其余巾带手帕，亦皆著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⑦由于这一带机户众多，雇人织挽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生产模式，“为人傭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⑧傭织者数量之多，以至“中元夜，四乡傭织多人，及俗称拽花者，约数千人，汇聚东庙并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⑨足见织工数量之规模。

清代，盛泽在全国丝绸行业中地位日渐突出，苏杭织造经常派员来盛泽采办绸货。清内务府织办奏销黄册亦记及当年江南织造署每年采办的大量宫廷庆典服饰及缎匹，是向苏杭及盛泽等地定购的。如同治九年(1870)苏省牙厘总局称：“卑局所辖盛泽镇为绸绫出产之区，凡各织造衙门奉办大运及部派绸绫物料在盛采办者甚多。除江宁织造各系咨请宪局转饬验放外，其余苏州杭州织造办运物料，历奉径行札饬卑局验放。”根据国家第一档案馆档案记载，江宁织局择机定织的地域和缎匹种类大体如下，盛泽为杭绸、彩绸、素纺丝、串绸、熟绢、熟罗等；杭州为串绸、大小卷江绸、大小卷春罗、线绉、袍挂料、杭宁绸、春纱、春罗、库纺、库纱等；苏州为花春绸、彩绸、纱等；湖州为湖绉；镇江为宫绸等。定购的丝绸主要是彩绸、杭绸和素纺丝等，因而在盛泽购买者最多。据盛泽镇徽宁会馆一块道光十二年的石碑记载：道光时“凡江浙两省之以蚕桑为业者俱萃于斯，商贾辐辏，虽弹丸之地而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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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万历]《秀水县志》《市镇》。

    ②  唐佩金：《闻川缀旧诗》

    ③  [同治]《盛湖志》卷2《村庄》。

    ④  [明]天然痴叟《石点头》卷4。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25《生业》。

    ⑥  [道光]《黄溪志》《风俗》。

    ⑦  [同治]《盛湖志》卷3《物产》。

    ⑧  [道光]《黄溪志》《风俗》。

⑨  [顺治]《盛湖志》卷下《土产》。

过他郡邑。”清末民初更是盛及一时，“江苏盛泽一镇，其绸产之盛为首屈一指。”①民国四年，盛泽“日产一万三千八疋”，②绸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区域性丝绸业向盛泽的聚集开始于清前期。王江泾在康熙时，买绸者携秤至澄溪桥(盛泽境内)，借书驼庵贸易。乾隆时始设绸庄(市)于高家埭，称老绸庄，至嘉道间，复移至南廊下。王江泾新杭绸市吸收盛泽东南一带的绸匹，再由水路外运。与此同时，濮绸由盛泽转销各处，已见于乾隆十八年褚凤翔所写的《禾事杂吟》：“濮绸新样似西绫，染作宫衫见未曾，一夜北镳来盛泽，机中富贵价频增。”濮院镇“至嘉道后，绸市渐移于江苏盛泽，而濮市乃稍稍衰息。”③民国年间的情形依然如此，“盛泽有濮紬，粤之人所尚，客每岁收买抵金阊。”

盛泽丝绸业之所以后来者居上还与战事有重大关系，咸丰十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等进军苏南浙北一带，与清军数度鏖战，黄家溪及新杭被夷为平地，而王江泾正当兵道，市镇被兵火毁坏近十分之九，昔日绸市荡然无存。此后王江泾一蹶不振，据宣统《闻川志稿》载：“同治初，故老殚力招徕，迄今五十佘年，不及盛时二十分之一。”而此时盛泽的地理位置却显得较为有利，它东距京杭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更非兵家必争之地，庚申之役，避开了战争锋芒，损失轻微。当苏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丝绸城镇饱受战乱之际，江浙商贾云集于此。王江泾的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的约有数百家，而湖州逃难至盛泽的，比平时多数倍。其它苏州嘉兴来盛泽避难者为数亦不少，避难者多数为丝绸商人及富有机户，如定居于王江泾的汪姓徽商所开设的汪福昌绸行搬至盛泽，后改组为汪永亨绸行，成为清末民初盛泽最大的绸行之一；而双林避迁者以丝绸居多，形成盛泽丝行行业中之双林帮。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盛泽暂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以盛泽为买卖街。《花溪日记》亦有记述：“咸丰十年九月间，上石(盛泽)及王广(江)泾二镇贼令开市出卖所掠物。”《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足可推知当时绸市之兴盛。“黄家溪畔暮鸦喊，茅塔村中野草萋，莫是盛衰关地运，繁华不到市廛西。”④生动的描述了两地绸市盛衰的景象。

此后，盛泽作为区域性丝绸生产和销售中心的聚集效应日渐增强。后来，浙江嘉兴府对辖区内的织机课以重税，迫使机户纷纷把织机迁到盛泽地区，盛泽日益成为丝织业的聚集之地。光绪六年江海关官员E·罗契到盛泽实地调查的结果是，织机总数接近8 000台，集中在以镇为中心，半径为12．5公里的周围地区，而此时苏、杭、湖三地在战争中受创惨重，织机总数分别降至5 500、3 000和4 000台，盛泽一时位居第一。当时盛泽丝织产量，日产约为3 000匹，每年产量约为90万匹，而苏州(包括唯亭)仅8．69万匹、杭州7．16万匹、湖州20．4万匹。盛泽西部南部之震泽、严墓、南麻、坛丘、梅埝以及北部平望南境一带之绸产皆集中于盛泽上市，邻近浙江地区之绸产亦运往盛泽集散。嘉兴则早在乾隆年代就将绸产输往盛泽，绸船泊于郡城南门外，新塍一带“绣船常趁盛泽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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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湖北商务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②  《吴江县政》。

    ③  [光绪]《桐乡县志》，转引周德华主编：《吴江丝绸志》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  《盛湖竹枝词》卷下。

现在盛泽产绸的区位因素。首先是这一地区丝绸销售地点的变化，盛泽丝绸大都以苏沪为销售地，即苏州和上海是盛泽丝绸生产区位意义上的消费地。盛泽丝绸销售方向主要为三大类，广庄：销丁闽广带，并经闽广转销南洋及印度支那一带；店货庄：专销沪、京、津等大城市；下县庄：专销江浙一带中等城市及县以下的乡镇。大体上，前两类经销的丝绸量大价高，而后一类则量小价低。上述三大销售方向大都以苏州或上海为转售中心，自道咸以后更是如此。为了便于外销，盛泽绸业自道咸以后，纷纷在苏州、上海两地设立分支机构。设于苏州之“苏庄”，近则转销常、锡、镇、杨、宁，远则长江各埠及华中华北地区，并在苏州阊门内水关桥专建盛泽码头装贮绸货，由盛泽同(绸)业竖立碑记；设于上海之“申庄”，一方面与闽广及山东商人成交，大量输往华南及沿海地区，一方面开始与洋行接触，涉足出口业务。申庄虽晚于苏庄，但后来居上，至清末在销售量上已超过苏庄。其次是原料产地的变化，由前文我们知道，人清以后，太湖南部的桑蚕业向该地区的东北部推进，具体而言，即苏浙交界之南浔、震泽，尤其是江苏吴江之震泽、严墓、南麻、坛丘、梅埝以及七都、八都、庙港一带，已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蚕丝产地，从而使南浔、震泽一带取代了原先的菱湖、双林成为这一地区的蚕丝生产中心。这一地区的蚕丝除了作为产品直接输出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为丝绸生产的原料在本地区内消耗掉。盛泽织造用丝的来源，同治以前以南浔、震泽为主；同治以后主要有，以本县震泽及浙江吴兴、德清一带为代表的西路丝，以浙江嘉兴、海宁为代表的南路丝，以及吴县无锡一带所产的北路丝。盛泽镇的丝行，四出采购蚕丝，“东则嘉善、平湖，西则新市、洲钱、石门、桐乡，南则王店、濮院、新篁，北则溧阳、木渎，由丝趸买，分售机户。”①尤其以本县震泽地区的丝为多，“严墓所产的丝大部分售于盛泽各织绸厂家。”②消费地与原料产地的在区域内的微调，必然会使由消费地与原料产地决定的生产区位也发生相应的调整。从新的区位图(见图3)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丝绸生产地的盛泽在这一区位图中的有利位置。根据原料加工成产品的性质，以及原料产地位于以南浔、震泽为中心的本区域内，因此生产区位不仅难以脱离本区域，而且具有接近原料中心地的倾向，因此既位于原料产地与消费地之间，又接近原料中心地的盛泽便具备了十分合理的生产区位。

图3  清代太湖南部丝绸生产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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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云：《盛湖杂录》。   

②  《吴江县震泽、严墓蚕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